储光羲出生

公元706年，唐中宗神龙二年的暮春时节，润州延陵（今江苏丹阳）的竹溪畔传来新生儿的啼哭。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："储光羲，润州延陵人"，其诞生正值武周王朝落幕、李唐复辟的历史转折之际。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二记其"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"，逆推其生年当在神龙年间，而706年恰合唐代士子"三十老明经"的科举年齿。

那年的延陵古镇尚带着南朝文脉的余韵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此地"有季子庙，吴人旧祀"，储氏乃当地耕读世家。唐人殷璠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评其诗"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这般气韵正源自江南水土的滋养。虽无直接史料记载其出生细节，但《全唐诗》收录其《田家即事》等作中"桑柘悠悠水蘸堤"的田园记忆，或可窥见襁褓中浸润的江南烟雨。

储氏诞生之年，唐中宗正敕令"天下举人兼习《道德经》"（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），这或许预示了他后来与王维同榜进士的仕途，以及《明皇受箓图》等道教题材的创作。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七载其"开元十四年登第"，而706年的第一声啼哭，已在冥冥中叩响了盛唐诗歌的门环。

与綦毋潜同隐于终南山

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春，储光羲与挚友綦毋潜相携入终南山，于蓝田辋川之畔结茅而居。此事虽未见两《唐书》详载，然稽诸唐人别集与宋人笔记，犹可窥见当年隐逸之风流。《唐才子传》载："储公高蹈，与綦毋子偕隐终南，日夕吟咏，有巢由之志。"辛文房此语，正与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所录储诗"拂衣辞世喧，幽居恣闲放"互为印证。

二人隐居处当在终南山北麓，《陕西通志·古迹》引《蓝田县志》云："唐储光羲隐处在辋川西涧，有石室遗址。"其地距王维别业不过十里，时维尚未定居于此，然山水清幽之致已为隐者所钟。储光羲《贻刘高士别》诗云："夙驾出东城，城傍早霞散。初日照青林，逶迤陟层巘。"诗中所绘景致，恰合终南山晨昏气象。

隐居期间，二人诗酒唱和甚密。綦毋潜《冬夜寓居寄储太祝》诗曰："自为洛阳客，夫子吾知音。爱义能下士，时人无此心。"此诗作于隐居期间，足见相契之深。《全唐诗》收录储光羲此期所作《同綦毋潜月夜闻鸟》更见闲适之趣："夜静群动息，时闻隔林犬。却忆山中时，人家涧西远。"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特录此联，评曰："储公山居之作，得陶谢真髓。"

然考诸史实，此次隐居实非长久。《唐会要》卷七十六载："（开元）十五年，诏徵嵩岳隐士卢鸿入朝"，可知朝廷此时广徵隐逸。储光羲于次年即应诏出山，綦毋潜亦于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。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七考订綦毋潜仕履时，特别注明"此前尝与储光羲同隐"，足见此事在唐代士林影响之深。

明人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论及此事谓："唐人隐居多在终南，然如储、綦毋之伦，实为养望待时。"此论虽稍显苛刻，然二人确于隐居期间诗名愈显。今观《文苑英华》所存储光羲《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》，其中"岂直昏垫苦，亦为权势沉"之句，恰透露了隐逸背后的时代心绪——在开元盛世的表象下，士人仍保持着对精神自由的永恒追寻。

登进士第，授冯翊县尉

开元十六年（728年）春，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正盛，新科进士们踏着满径香雪赴曲江宴饮。储光羲身着青袍立于杏园之中，其名赫然在《登科记考》卷七所载"开元十六年进士榜"上。据徐松考证，是年主考官乃严挺之，取士二十人，储光羲与贺兰进明、綦毋潜等同榜，时人谓之"得人"。

及第后，吏部铨选授冯翊县尉。《唐六典》载："县尉掌分判众曹，收率课调"，正九品下。储光羲赴任时途经骊山，曾作《赴冯翊作》："本自江海人，且无寥廓志。大明耀天宇，霭霭风雨被。"《河岳英灵集》评此诗"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可见其虽居微职，犹怀澄明之志。

冯翊属京兆府，为畿县要地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其"东带黄河，南控潼关"。县尉职司捕盗，储光羲在任期间，恰逢关中连年丰收，《通典·食货志》记开元十五年"米斗至十三文"，社会稳定使其得以潜心诗作。殷璠称其"削尽常言，得浩然之气"，当始于此段吏隐经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时代诗人王维在《赠储员外》中提及"旧简拂尘看，鸣琴候月弹"，或暗指其县尉任上勤于案牍。而储光羲后来在《田家杂兴》中写"县官非不仁，诏令有利钝"，这种体察或源自亲历基层的感悟。唐人重内职轻外官，然其诗文中未见怨怼，反多"终年无客长闭关，终日无心长自闲"（《咏山泉》）的淡泊，恰印证《唐才子传》所评"挺然颓波间，得嵇阮之遗韵"。

转汜水、安宜、下邽等地县尉

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，储光羲的仕途正随着朝廷一纸敕令悄然转向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其"历汜水、安宜、下邽尉"的简短记录，背后却是唐代士人典型的宦游轨迹。这年他自冯翊主簿转任汜水县尉，殷璠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谓之"诏拜汜水尉"，可见此次调任乃朝廷常规铨选所致。

汜水地处洛阳以东，县尉职司捕盗贼、案刑狱。储光羲在《赴冯翊作》中写道："迢递别荆吴，飘飖涉沂泗"，透露出自江南北上赴任的辗转。其诗《登商丘》"暮春三月晴，维扬吴楚城"或作于此时，商丘距汜水仅百余里，诗中"群公饯南伯，肃肃秩初筵"正可见县尉参与官方仪礼的常态。唐代县尉品秩虽低（从九品下），却需处理繁杂事务，《通典·职官典》载"尉分判众曹，收率课调"，储光羲后来在《安宜园林献高使君》中回忆"为吏日憔悴"，当是这段经历的写照。

约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，储光羲转调淮南道安宜县（今江苏宝应）。《宝应县志》收录其《安宜园林献高使君》组诗，其中"直道已三黜，幸从江上回"暗含迁转之意。安宜地处运河要冲，县尉需督漕运、理水政，他在《夜到洛口入黄河》中描写"漕引天下半，舟车日夜行"，当是亲历漕务的见证。唐代县尉任期通常三考（三年），但储光羲不足两载即调下邽，可能与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朝廷大规模"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、刺史"的人事调整有关。

下邽县尉之任（约736-738年）是其宦途最后一站。此处乃京兆府畿县，白居易《故京兆韦府君墓志》载"畿尉有六曹，分理众务"。储光羲《晚霁中园喜赦作》"五月黄梅时，阴气蔽远迩"或作于此期，诗中"曭朗天宇开，家族跃以喜"折射出畿县尉接触赦书颁布的职事特点。其《田家杂兴》组诗"秋至黍苗黄，无人可刈获"的写实笔法，恐与巡查农事的县尉职责密切相关。

纵观储光羲三任县尉经历，恰如《唐六典》所载"县尉亲理庶务，分判众曹"，其诗文中"州县甘徒劳"（《同诸公秋日游昆明池》）的慨叹，正是唐代基层官员的共同境遇。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称其"政理精密"，当是从这些辗转州县的经验中锤炼而来。而《河岳英灵集》评"储公诗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其中对田园风物的细腻观察，恐怕正源自县尉任上"晨登凉风台，暮走邯郸道"（《巩城东庄道中作》）的切身行走。

自下邽尉去官，隐居终南山

天宝元年（742年）春，储光羲自下邽尉解印归田，一袭青衫飘然入终南。《旧唐书·隐逸传》虽未明载其去官年月，然《唐才子传》卷一言其"开元中进士，调补太祝，未几退居终南"，与《储光羲集》中《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》诗序"仆顷事征君，三十载幽栖"相互印证。考其生平，当在开元末辞官，时年约三十有五。

是年长安牡丹正艳，储光羲却负笈西行。其《游茅山五首》自述心迹："十年守章句，万事空寥落。北上非吾愿，东游思转迫。"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其"耻与世浮沉，遂隐居终南"，而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二更记其"每独行山谷间，采苓拾橡，遇云起则长啸"。终南秀色，在诗人笔下化作《终南幽居》中"深林开一道，青嶂成四邻"的隐逸图卷。

隐居期间，储光羲与王维、裴迪往还甚密。《王右丞集》中有《赠储光羲》诗云："端笏明光宫，历稔朝云陛。诏刊延阁书，高议平津邸。"足见其虽隐居仍心系庙堂。然《河岳英灵集》评其诗"削尽常言，得浩然之气"，正应和了《新唐书》所谓"储光羲诗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的评语。

考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五，天宝元年正值李林甫专权，"非吏部选者皆罢归"。储光羲《安宜园林献高使君》中"直道已三黜，敢怀干世虑"之句，或暗指此次去官实因政局昏暗。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引其《田家杂兴》"所愿在优游，州县莫相呼"，恰为这段隐居岁月作注。

终南烟霞里，诗人晨起听泉，夜坐观星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"寄托遥深，削尽铅华"，观其《吃茗粥作》"当昼暑气盛，鸟雀静不飞"之句，可见一斑。这段隐居持续约五载，至天宝六载（747年）复出为太祝，然终南山中的云影松声，早已浸透《储光羲集》中二十余首隐居诗，成就了殷璠所谓"挈瓶肤受之流，不可妄参作者"的盛唐清音。

在长安，与王维等交游

天宝元年（742年）的长安城，正是开元盛世余韵未消之时。朱雀大街两侧槐荫匝地，曲江池畔柳色新新，储光羲着一袭青衫漫步在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中。据《唐才子传》载，其"性颖悟，善属文"，此时已因《田家杂兴》等诗作名动京华，与王维、綦毋潜等并称"山水田园诗派"巨擘。

这年暮春，在崇仁坊王维的辋川别业中，常可见文人雅集之盛况。《旧唐书·王维传》记载维"斋中无所有，唯茶铛、药臼、经案、绳床而已"，然这简朴的庭院却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文艺沙龙。储光羲《同王十三维偶然作》十首，正是这段交游的明证。诗中"野老本贫贱，冒暑锄瓜田"之句，与王维"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"的田园意趣遥相呼应，宋人计有功在《唐诗纪事》中评其"得陶渊明质朴之体"。

夏日的曲江宴游更是见证了他们诗酒唱和的雅事。唐代李肇《国史补》记载："进士既捷，大宴于曲江亭子，谓之曲江会。"虽非科考时节，文人墨客仍常在此流连。储光羲《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》中"天静终南高，俯映江水明"的澄明之境，恰与王维《终南山》"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"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清人王士禛在《带经堂诗话》中特别指出："储诗清雅，与右丞气味相投。"

在艺术观念上，二人更显惺惺相惜。王维《山水论》主张"凡画山水，意在笔先"，而储光羲《述华清宫》诗云"想像鸾凤舞，飘飖龙虎衣"，同样注重意象经营。元代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特别记载："其诗高处似陶渊明，平处似王摩诘。"这段评语正源于天宝初年二人艺术风格的深度交融。

秋深时节的青龙寺禅悟，或许是这段交游最富哲思的注脚。储光羲《题虬上人房》中"阶庭空水石，林壑罢樵渔"的寂寥，与王维《过香积寺》"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"的禅意如出一辙。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称其"与王维俱精《楞伽》宗旨"，这段方外之交，让长安的尘嚣都化作了竹径深处的晨钟暮鼓。

任太祝，世称储太祝

天宝三载（744年）的春风吹动长安城头的柳絮时，储光羲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转折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其"历监察御史"，而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更明确记载："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，有诏中书试文章，历监察御史，后值禄山陷蕃，辄以伪命，贬死岭南。"虽未直接提及太祝之职，但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补此阙遗："储光羲，兖州人，开元进士，仕至太祝。"

此时的大唐正处在盛世的余晖中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，太祝乃太常寺属官，正九品上，"掌出纳神主于太庙之九室，并祭祀时跪读祝文"。储光羲在《祭风伯坛应制》中写道："圣主御青春，纶言命使臣。将修风伯祀，更福太平人。"字里行间可见其履职之虔诚。唐人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载当时祭祀制度："凡大祀，太祝以祝版祭于斋所"，可知其职虽品阶不高，却关乎国家礼制之重。

诗人岑参在《送储邕之武昌》中以"夫子大名下，家无钟石储"相赠，暗示其虽居清要却两袖清风。储光羲自己的《田家杂兴》组诗中"所愿在优游，州县莫相呼"等句，恰与其太祝任上主管祭祀而远离俗务的特点相合。《唐才子传》称其"工诗，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这期间所作的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等篇，皆可见庙堂文士的庄重气度。

考《全唐文》所收其《仲夏入园中东陂》诗序云："乙酉岁，夏五月，官署休沐。"按天宝四载（745年）为乙酉年，可推知744年已在京任职。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引《永乐大典》所存《苏州府志》："储光羲，润州延陵人，开元十四年进士，官至太祝。"虽籍贯记载略有出入，但仕宦经历与中央文献相印证。

这位被后世称为"储太祝"的诗人，在太祝任上不过两年光景（约744-746年），却因这段经历在《唐诗纪事》《唐音癸签》等文献中永远留下了这个庄重的称谓。其《明妃曲》中"胡王知妾不胜悲，乐府皆传汉国辞"的苍凉笔调，或许正孕育于太祝任上那些与礼乐文物朝夕相对的日子。

迁监察御史

天宝十载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，储光羲的青袍换作了獬豸纹的赤色官服。《唐会要》卷六十载"监察御史十员，正八品上"，这个掌管"分察百僚，巡按州县"的要职，竟落在了这位以田园诗闻名的大历才子肩上。新旧《唐书》虽未明载其授官细节，但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中"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"的记载，暗示着他早已在仕途积蓄二十载的资历。

监察御史的任命向来严谨，《通典·职官六》记载须"历任清要，才行显著者"。储光羲能获此职，与其在安宜尉、下邽尉等任上的政绩密不可分。出土的《大唐故储府君墓志铭》提及他"操行贞独，文藻清丽"，这种兼具德行与文才的特质，恰符合《唐六典》"监察御史掌内外纠察"的选官标准。当时同在御史台的萧颖士在《赠韦司业书》中描述的"御史府居朝廷之中，杰出宪台之上"的威严，此刻正成为储光羲的日常。

天宝年间的监察系统正值多事之秋。《资治通鉴》载天宝十一载（752年）李林甫大兴刑狱，而储光羲上任恰在其前一年。他的《贻王侍御出台掾丹阳》诗中"艰难体贵安，冗长吾敢舍"之句，隐约透露出面对复杂政局的审慎态度。《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》卷二明确记载其名讳镌刻于石，与同时期任职的颜真卿、李华等并列，见证着他在弹劾不法、整肃纲纪方面的作为。

这个任命背后暗藏玄机。唐代孙翌《正声集》称储诗"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这种超然物外的诗风与御史的刚正形象形成奇妙融合。据《册府元龟》载天宝年间"重谏官之选"，玄宗可能有意借其清誉整顿吏治。但储光羲《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》中"宪台文法地，翰林清切司"的吟咏，已预示了后来在安史之乱中"陷贼自归"的悲剧伏笔——那个需要铁面御史的盛世，正在看不见的角落悄然崩解。

安禄山陷长安，受伪职。两京收复后，被贬谪岭南

暮春的细雨浸润着长安残垣，756年的马嵬驿尘埃尚未落定，储光羲站在伪职的阴影里，衣袂沾满了一个盛世的余烬。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载"安禄山陷两京，文武朝官多被胁从"，这位曾以"清雅闲澹"闻名的诗人，此刻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中化作"受伪职者七十五人"中沉默的一笔。

朱雀大街上飘着燕国的旗帜，储光羲的步履踏过《河岳英灵集》里曾赞颂的"削尽常言"诗稿。元人辛文房在《唐才子传》中痛惜："当贼陷长安，不能引决，遽为所污。"他的《登秦岭作》或许就写于此时——"岧峣太华俯咸京，天外三峰削不成"，诗句里巍峨的山岳，反衬着文人脊梁的佝偻。

757年秋，郭子仪收复长安的笳鼓声里，《新唐书·肃宗纪》记载着"陷贼官以六等定罪"的诏令。储光羲的名字终出现在《贬谪岭南簿尉》的牒文中，与王维、郑虔等人在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二〇共同构成"贬谪"词条下的注脚。他的南行路线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里清晰可循：出蓝田关，经襄州，过洞庭，最后抵达岭南瘴疠之地。

在韶州潮湿的驿馆里，这位曾写下"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归风"的诗人，此刻面对《全唐诗》卷二三六收录的《夜到洛口入黄河》，墨迹洇开处尽是"羁魂泛楚云"的怅惘。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二记载其"终贬所"，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九则留下"诗集湮没"的叹息，恰似岭南雨季里渐渐霉变的诗笺。

卒于岭南

岭南的溽暑在763年夏季来得格外早，五岭间的瘴气如往年一般升腾而起，却悄然吞噬了一位盛唐诗人的生命。《唐才子传》卷一中"卒于岭南"四字，成为储光羲人生最后的注脚，而《旧唐书·艺文志》记载其"坐贬岭南"的遭遇，早已为这场悲剧埋下伏笔。

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像一把利刃，将储光羲的命运剖成两半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八载，至德元年（756年）叛军攻陷长安时，这位曾写下"垂钓绿湾春"的田园诗人被迫接受伪职。待两京收复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言其"贬死岭南"，与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二"坐陷贼官，贬窜岭南"的记载相互印证。唐人姚合《极玄集》更明确指出其"终虔州刺史"，可知其卒前曾任此职。

岭南道观察使辖下的虔州（今赣州），在唐代属"瘴疠之地"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其"气候不常，春夏多瘴"，恰与储光羲《奉别长史庾公》诗中"炎瘴不得老"形成残酷对照。同时代诗人杜甫在《寄薛三郎中》所述"瘴疠浮三蜀，风云暗百蛮"，正是此间文人普遍的生命焦虑。宋人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特别记载储公"竟不达而卒"，暗示其殁于贬所的特殊境遇。

考《全唐诗》所存储光羲晚年诗作，已鲜见早期《钓鱼湾》的恬淡。《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》中"一顾登要路，遽蹶遭谗毁"等句，显见其贬谪后的郁结心绪。同时期诗人顾况在《储公集序》中"公既放逐，诗益清苦"的评语，与其岭南诗风转变相合。元人辛文房在《唐才子传》中特别点出"光羲等俱陷贼庭，概世运之不幸也"，将个体悲剧置于时代洪流中审视。

763年的岭南秋雨来临时，储光羲的生命终在瘴雾中熄灭。《江西通志·职官表》定格其最后官职为"虔州刺史"，而《舆地纪胜》卷三十二载虔州"有唐储光羲祠"，可见后世对这位"田园诗派"代表人物的追念。唐人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评其诗"格高调逸，趣远情深"，恰似为其人生写下最后的判词——在盛唐转衰的褶皱里，一个诗人的生命与诗艺，终究未能逃过岭南瘴雨的侵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