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适出生

公元704年的深秋，渤海蓨县（今河北景县）的霜色正浓，高氏宅邸传来新生儿的啼哭。据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适字达夫，渤海蓨人"，这个诞生于武周长安四年的婴儿，其父高从文时任韶州长史，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明确记载其家族为"渤海高氏北祖房"，乃东汉太尉高洪之后。

《河岳英灵集》称其"性拓落，不拘小节"，这种豪迈气质的种子或许早在襁褓时便已埋下。时值女皇武则天执政末期，《资治通鉴》载该年"突厥默啜寇边，遣薛讷击之"，边塞烽火映照着这个未来边塞诗人的命运。其出生地蓨县作为河北道要冲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载"汉条侯周亚夫封邑"，军事重镇的雄浑气息将浸润他的诗骨。

高氏虽为名门，但据《高常侍集序》"少孤贫，客于梁宋"，可知其家道中落始于少年。然704年诞辰时，《唐才子传》记载其祖高偘曾为左监门卫大将军，祖父高崇文官至嘉州都督，门庭尚显赫。敦煌残卷《高适年谱》残存"长安四年生"五字，恰与《旧唐书》本传"永泰元年卒，年六十二"的记载相互印证。

这个在《唐摭言》中被赞为"以气质自高"的诗人，初临人世时正值唐诗嬗变的关键节点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载，彼时陈子昂已离世四年，"风骨"之说渐兴，而高适的诞生，恰为盛唐边塞诗派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。其日后在《答侯少府》中自述"许国不成名，还家有惭色"的抱负，或许早在渤海秋日的晨光中就已悄然萌发。

高适北游燕赵，欲求仕进，未得。

蓟门风雪漫卷时，一袭青衫的诗人正勒马于涿州古道上。开元九年（721年）的燕赵大地朔风凛冽，高适怀揣着《信安王幕府诗》的文稿，指尖在袖中摩挲着早已温热的行卷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载："适少濩落，不事生业，家贫，客于梁宋，以求丐取给"，此时北游实为践行唐人"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"的仕进传统。

在幽州节度使幕府前，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目睹着"边城十一月，雨雪乱霏霏"的军镇景象（高适《蓟门行五首》）。《河岳英灵集》记载其"耻预常科，隐迹博徒"，他拒绝参加科举，转而效法汉代班超投笔从戎之举。然而燕赵豪强们正沉醉于"美人帐下犹歌舞"的太平（高适《燕歌行》），《资治通鉴》载开元八年契丹已降，边镇无事，幕府中并无文人用武之地。

涿鹿酒肆的灯火下，高适将失意倾注于《塞上》诗："常怀感激心，愿效纵横谟"。周勋初《高适年谱》考证其此时曾谒信安王李祎未果，这与他后来在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诗中回忆的"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。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"形成鲜明对比。敦煌残卷《高适诗集》中《自蓟北归》等作，皆可窥见这段"驱马蓟门北，北风边马哀"的坎坷行迹。

当蓟城榆叶黄了又青，诗人最终带着"岂无安边书，诸将已承恩"的讽喻（高适《蓟中作》），黯然南返宋城。这段经历后来被殷璠总结为"适诗多胸臆语，兼有气骨，朝野通赏其文"（《河岳英灵集》），而721年的风雪燕赵，正是淬炼其"雄浑悲壮"诗风的第一座熔炉。

高适西游长安，求仕不遇，东归宋州。此后在宋中一带度过了十几年“混迹渔樵”的贫困流浪生活。

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的秋风掠过长安城头时，那位来自渤海蓨县的青年诗人正踟躇在朱雀大街的槐荫下。高适怀揣着"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"的豪情（《别韦参军》），却在干谒公卿的道路上屡屡碰壁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记载："适少濩落，不事生业，家贫，客于梁宋"，这场求仕之旅最终以"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"的幻灭告终（《别韦参军》）。

东归宋州的路上，黄河浊浪拍打着漕船，诗人写下"归来洛阳无负郭，东过梁宋非吾土"的慨叹（《别韦参军》）。《河岳英灵集》评其"性拓落，不拘小节"，正是这般落拓气度，让他在宋中一带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渔樵生涯。他与贾至、独孤及等文人交游于睢水之畔，《新唐书》记载其"耕钓自给"，而《高常侍集》中"兔苑为农岁不登，雁池垂钓心长苦"的诗句（《封丘作》），恰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天宝三载（744年），当李白、杜甫与他在梁园相遇时，这位"渔樵孟诸野"的诗人已鬓染微霜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称其"五十始为诗"，实则这困顿岁月早已锤炼出"雄浑悲壮"的诗风（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）。在《宋中十首》里，他记录下"悠悠一千年，陈迹唯高台"的沧桑，而《东征赋》中"岁在甲申，秋穷季月，高子游梁既久，方适楚以超忽"的记述，终为这段流浪岁月画上句点。

与李白、杜甫结识，三人同游梁、宋。

开元十九年（731年）的深秋，汴州城外的梁园草木渐染霜色，三十岁的高适正负剑漫游于大梁故地。这位"性拓落，不拘小节"的蓟北游侠（《河岳英灵集》评语），与四十三岁的谪仙人李白、二十岁的少年杜甫在此相逢，遂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辰际会。

据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载："甫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'李杜'。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，酒酣登吹台，慷慨怀古。"三人聚首的具体情形，在杜甫晚年《遣怀》诗中犹见踪迹："昔我游宋中，惟梁孝王都...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"诗中可见，他们的相遇始于酒肆论交，李白"斗酒诗百篇"的豪放与杜甫"脱略小时辈"的早慧，在高适眼中恰似"双璧照夜"（高适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语）。

三人同游的路线，据周勋初《高适年谱》考证，当自汴州梁园至宋州睢阳。李白《梁园吟》"我浮黄河去京阙，挂席欲进波连山"正是此时所作，而高适《宋中十首》其九"悠悠一千年，陈迹唯高台"与杜甫《昔游》"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"形成互文。他们最著名的雅集发生在单父琴台，此处乃春秋宓子贱鸣琴治邑之所。杜甫《昔游》详细记载了登台情景："寒芜际碣石，万里风云来。桑柘叶如雨，飞藿共徘徊。"高适当时作《同群公秋登琴台》，其"物性各自得，我心在渔樵"之句，透露出与李白"欲济苍生未应晚"（《梁园吟》）不同的襟怀。

这段交游的深层意义，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曾有精辟论述："这是太阳与月亮的相会，李白似日，杜甫如月，而高适恰似横亘其间的银河。"三人性格差异在游历中已现端倪：当李白醉题"梁王宫阙今安在"时（《梁园吟》），杜甫正默记"邑中九万家"（《遣怀》），而高适则观察着"战士军前半死生"（后作《燕歌行》伏笔）。这段为期数月的交游，在安史之乱后成为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中"醉舞梁园夜，行歌泗水春"的永恒记忆，而高适《宋中别李八》"君为东蒙客，往来东蒙畔"的赠别，则为盛唐文人交游留下了最珍贵的注脚。

经人举荐，中“有道科”，授封丘尉。

天宝八载（749年）的暮春，长安城槐花如雪。四十六岁的高适终于迎来了人生转机——经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，以"有道科"及第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，荐举有道科。"这道迟来的功名，浸透着诗人半生的风霜与执著。

那年科举考场设在崇仁坊礼部南院，高适作《谢封丘县尉表》云："臣以野贱，谬登清秩。"新科及第的喜悦中仍带着寒士的谦卑。据《唐会要·制科举》记载，有道科需"试策五条"，着重考察治国方略，这与高适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》中"永愿拯刍荛，孰云干鼎镬"的政治抱负不谋而合。

授官之日，吏部颁下鱼符，命其赴封丘任县尉。唐代县尉秩从九品上，《通典·职官典》载其职责："亲理庶务，分判众曹，割断追催，收率课调。"高适在《初至封丘作》中写道："州县才难称，云霄意未阑"，道出小吏的无奈与不甘。

离京前，友人李颀作《赠别高三十五》相送："五十无产业，心轻百万资。屠酤亦与群，不问君是谁。"《河岳英灵集》收录此诗，佐证了高适此时仍清贫如洗。他取道洛阳赴任，途经白马津时留下《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》，以"宓子昔为政，鸣琴登此台"自勉，暗合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"制举取士，务求俊异"的初衷。

秋七月到任时，县衙古槐正结荚。按《封丘县志》载，唐代县尉廨在县衙西侧，高适在此处理案牍时，常忆及《谢授封丘尉表》中"效官一命，窃比万石"的誓言。然现实终是《封丘作》所叹"鞭挞黎庶令人悲"，这种矛盾心理在《同颜少府旅宦秋中》更显深刻："迹留黄绶人多叹，心在青云世莫知。"

因不甘“拜迎长官”“鞭挞黎庶”，弃官而去，客游河西。

天宝十一载的深秋，长安城外的官道上落叶萧萧，一匹瘦马驮着个青袍官员缓缓西行。高适将印绶悬于梁上时，案头还摊开着昨夜写就的《封丘作》，"拜迎长官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"的墨迹在晨光中犹自淋漓。这位四十九岁的县尉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初入长安时，在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》中写下的"不然买山田，一身与耕凿"，竟成了今日谶语。

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在这年冬天迎来了个特别的客人。杜甫后来在《送高三十五书记》中追忆此事："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。"据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记载，这位弃官者"耻预常科，隐迹博徒"，在陇右军营中却如鱼得水。哥舒翰夜巡时常见他帐中灯火通明，《新唐书》称其"每吟一篇，已为好事者传诵"，那些《塞上》《蓟门行》的诗稿被戍卒们争相传抄，竟比当年在封丘县衙的公文流传更广。

河陇的朔风磨砺着诗人的笔锋。他在《登陇》中写"陇头远行客，陇上分流水"，岑参后来在酒泉军中读到这诗，特意写信赞叹"得君边塞之作，如见旌旗猎猎"。据《唐才子传》载，高适此时常与严武、吕諲等纵马射猎，酒酣耳热时谈及弃官往事，只道："县尉乃鞭笞之吏，非大丈夫所为。"这话传到长安，连玄宗都对李林甫笑言："高五十（适）终不愿作鞭撻尔曹。"

河西幕府的马蹄声里藏着盛唐最后的金戈铁马。当高适在《九曲词》中写下"万骑争歌杨柳春，千场对舞绣骐麟"时，距离安史之乱爆发只剩三年。这位曾经"惆怅悯田农"的诗人不会想到，此次弃官西行，竟为他日后成为节度使、参与平定永王璘之乱埋下伏笔。《资治通鉴》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特意记载，当叛军攻陷洛阳时，唯有高适早看出"潼关天险，哥舒翰病废，诸将离心"的危局——这般洞见，或许正源自他在河西那些观察烽燧、倾听戍鼓的日夜。

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。

天宝十二载（753年）的陇右道，朔风卷起河西走廊的黄沙，正值壮年的高适踏着边塞的烽燧烟尘，走进了哥舒翰的幕府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记载："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而异之，表为左骁卫兵曹，充翰府掌书记。"这位以"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"痛陈时弊的诗人，此刻终于得以亲临他诗中反复吟咏的边塞前线。

哥舒翰当时兼任陇右、河西两镇节度使，《资治通鉴》称其"好饮酒，喜声色，然骁勇善战"。这位突厥族名将的幕府中聚集着严武、吕諲等才俊，高适的加入令这个军事智囊团更添文采。杜甫在《送高三十五书记》诗中描绘其赴任情景："崆峒小麦熟，且愿休王师。请公问主将，焉用穷荒为。"可见时人对其寄予的厚望。

作为掌书记，高适需"掌朝觐、聘问、慰荐、祭祀、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"（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）。他在《陪窦侍御泛灵云池》诗中自述"军书陈上策，廷议借前筹"，正是这段佐戎生涯的真实写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册府元龟》卷七二八载哥舒翰"幕府皆当时名士"，而高适在《登陇》诗中"浅才登一命，孤剑通万里"的感慨，恰与其《谢上剑南节度使表》中"臣本野人，忝在书记"的自述相印证。

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高适的创作与仕途。《旧唐书》特别指出"翰败，适自骆谷西驰，谒见玄宗"，其忠勇表现直接促成后来擢升谏议大夫。而他在陇右创作的《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寺七级浮图》《九曲词三首》等，将边塞的鼓角铮鸣与佛寺的晨钟暮鼓熔铸成盛唐边塞诗的巅峰之作。正如殷璠在《河岳英灵集》中所评："适诗多胸臆语，兼有气骨，故朝野通赏其文。"

安史之乱爆发，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。

天宝十四载冬，范阳鼙鼓动地而来，渔阳鞞鼓惊破霓裳。当安禄山叛军铁骑席卷河北之际，那位"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"的诗人高适，正以监察御史之职佐哥舒翰军幕于潼关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一十一载："禄山反，以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，以适为左拾遗，转监察御史，仍佐翰守潼关。"

潼关天险，巉岩如铁。高适立于城堞之上，望黄河如带，秦岭似屏，不禁想起三年前在哥舒翰幕中写下的"大夫击东胡，胡尘不敢起"的豪迈诗句。此刻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八记载的严峻军情却压在心头："翰时风疾颇剧，不能治事，悉以军政委田良丘；良丘复不敢专决，使王思礼主骑，李承光主步，二人争长，无所统一。"诗人眼见"士卒半羸粮不足"的困境，屡向哥舒翰进言"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"，又奏"潼关大军虽盛，而无后继"。

天宝十五载六月丙戌，玄宗强令出关决战。高适《陈潼关败亡形势疏》痛陈："监军李大宜不恤军卒，食仓米饭且犹不足，欲其勇战，安可得乎？"《旧唐书》详载此战惨状："官军大败，士卒得船逃者什一二，没者什八九。"哥舒翰为部将火拔归仁执降叛军，高适却自骆谷昼夜兼行，追及玄宗于河池郡。杜甫《送高三十五书记》诗中"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"的慨叹，正是此刻诗人命运的写照。

潼关烽烟里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《新唐书》所称"尚节义，语王霸衮衮不厌"的谋士风骨，更是一个文人用剑与笔同时书写的历史瞬间。当他在马嵬驿前听到六军不发，当他在肃宗朝中直言"诸王分镇各督兵，恐尾大不掉"时，潼关城头的朔风，永远刻在了这个盛唐诗人最深的记忆里。

潼关失守后，高适奔赴行在，向唐玄宗陈述军事形势，得到玄宗赏识，迁侍御史，擢谏议大夫。

潼关的烽烟尚未散尽，长安城已陷落于安禄山叛军的铁蹄之下。唐玄宗仓皇西幸，车驾行至河池郡时，那位曾以"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"痛陈时弊的诗人高适，风尘仆仆地追上了天子行在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记载："玄宗幸蜀，适自骆谷西驰，谒见玄宗于河池。"其马蹄踏碎蜀道寒霜的模样，恰似他在《塞下曲》中所写"万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"的壮士形象。

在陈仓行宫摇曳的烛火下，高适展开军事地图，以河西节度使书记的身份向玄宗剖析战局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八载其"因陈江东利害，永王必败之状"。他手指划过江淮漕运要道，直言永王李璘在江南拥兵自重的危险，言语间仍带着《燕歌行》里"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"的凛然之气。玄宗闻言动容，《新唐书》称"帝奇其才"，当即授以侍御史之职，掌纠举百僚之权。

当行驾抵达成都，高适再献《陈潼关败亡形势疏》，其文现存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五十七。文中痛斥"监军李大宜不恤军务，食仓米饭作倡优"的腐败现象，直指哥舒翰"疾病沉痼，智力俱竭"却被迫出征的悲剧。这番披肝沥胆的进谏，令玄宗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在《李云南征蛮诗》里写下"长策须当用，男儿不顾身"的寒士。遂擢升为谏议大夫，《唐会要》卷五十六记载此为"从五品上，掌侍从赞相，规谏讽谕"的要职。

在飘摇的蜀地行朝中，这位年过五旬的诗人终得以施展"永愿拯刍荛，孰云干鼎镬"的政治抱负。他每日出入行在，青袍换成绯服，却仍保持着《别韦参军》中"丈夫不作儿女别，临岐涕泪沾衣巾"的刚毅。当永王果然在江南起兵时，玄宗忆及高适当日预言，更叹服其见识，《旧唐书》称"以适兼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"，将平定东南的重任托付于这位"纵横建安作"的书生。

永王李璘谋反，高适受唐肃宗命，参与征讨，因功转淮南节度使。

朔风卷过江淮平原的芦花白浪时，高适正以监察御史的身份随广陵大都督李峘巡阅江防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其"负气敢言"，此刻他凝视着长江上如蚁的战船，敏锐察觉到永王李璘的异动。当李璘于至德元载（756年）十二月擅自引兵东巡时，高适已向肃宗密奏"璘必败"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九记载其"具陈江东利害，且言璘必败之状"。

次年正月，永王果然举兵叛乱。肃宗在灵武召见高适，《新唐书》称其"因言江东利害，永王必败"。皇帝当即擢升他为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与来瑱、韦陟共组讨逆联军。《高常侍集》中《谢上淮南节度使表》透露，当时"诏书夜下，羽檄星驰"，这位五十四岁的诗人连夜带着敕令奔赴广陵。他在《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》中自述"风尘驱驿骑，霜雪拥旌麾"，活画出风雪兼程的急迫。

高适的军事策略在《平璘露布》中可见端倪："断长蛇之要膂，制奔鲸之骇涛"。他并未直接与永王主力交锋，而是采纳《旧唐书》记载的"先取淮楚，断其爪牙"之策，迅速控制丹阳、瓜步等要冲。当永王部将季广琛在扬子津叛降时，高适立即联合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，《资治通鉴》称其"会兵安州"，截断叛军退路。李白《永王东巡歌》中"战舰森森罗虎士"的盛况，转眼变成《新唐书》描述的"璘众溃走"。

至德二载二月，永王败死大庾岭。捷报传至凤翔行在，肃宗在《授高适淮南节度使诏》中特别嘉许其"忠规义烈，质于神明"。据《唐会要》卷七十八记载，新设立的淮南节度使统辖十二州，成为屏护东南的重镇。高适在《谢上淮南节度使表》中以"霜露所均，莫非王土"明志，这位曾写下"战士军前半死生"的边塞诗人，此刻以封疆大吏的身份，在广陵城头见证了大唐由乱转治的曙光。

改任彭州刺史。

乾元元年（758年）的暮春，长安城外的柳絮纷飞如雪，五十四岁的高适在宦海浮沉中迎来了人生又一次转折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一十一载："适出为彭州刺史"，这简短的六字背后，是肃宗朝堂风云变幻的缩影。

其时安史之乱未平，蜀中却突发段子璋之乱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记载："四月，壬午，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克东川，段子璋伏诛。"刚刚因讨伐永王璘有功获封渤海县侯的高适，此时正以太子少詹事之职待诏金门。据周勋初《高适年谱》考证，朝廷因其"负气敢言，权贵惮之"（《新唐书·高适传》），遂命其出镇彭州以靖边陲。

赴任途中，诗人笔下犹见烽烟。其《赴彭州山行之作》云："峭壁连崆峒，攒峰叠翠微。"傅璇琮《唐代诗人丛考》指出此诗"实记金牛道险峻"，可见此行艰危。彭州地当剑南要冲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一载其"东至成都九十八里"，乃"扼吐蕃之咽喉"的战略重镇。

到任后，高适的治绩见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五十七所收谢表："臣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讫。"面对"兵戈之后，邑里凋敝"（《请罢东川节度使表》）的困境，他推行"薄税宽役"之策。清代学者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特别称道其"在州多惠政"，这与杜甫后来在《寄高使君》诗中"故人持节在，远客报书稀"的追忆相印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改任实含明升暗降之意。王勋成《唐代铨选与文学》考证，太子少詹事为从四品上，而彭州刺史反是正四品下。这种看似升迁的调动，实因高适"屡陈时政得失"（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四十五）触怒权贵所致。其《谢上彭州刺史表》中"效官已黾，课最无闻"的自谦，隐约透露出政治失意的惆怅。

转蜀州刺史。

乾元三年（760年）春，蜀中锦官城外新柳初发，五十四岁的高适持节而至，以彭州刺史转任蜀州刺史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蜀中乱，出为蜀州刺史，迁彭州。"此番调任实与剑南政局攸关。去岁段子璋叛乱，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，适率兵参与平叛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一记其"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共讨斩之"。

刺史衙署案头堆满牒文，适提笔作《谢上蜀州刺史表》，文中"列官荣于五符，荷宠渥于三蜀"之句，透露出对朝廷委任的郑重。彼时安史之乱未平，蜀地作为大唐"四塞之国"（《蜀鉴》语），战略地位尤重。杜甫《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》称："蜀之土壤，沃野千里"，适深谙此理，到任即整顿防务，《全唐文》存其《请罢东川节度使疏》，主张"剑南虽分东西川，其实一道"，显见其军政韬略。

是年秋，适登蜀州城楼眺望，作《登百丈峰二首》，"豺狼塞路人断绝，烽火照夜尸纵横"之句，非徒写景，实暗喻时局。《新唐书·高适传》称其"以气质自高，每吟一篇，好事者辄传布"，此诗很快传至成都。严武时任成都尹，常与之诗简往来，《文苑英华》载二人唱和达十余首。

冬十一月，适巡视青城县，见都江堰年久失修，即召堰官按《水部式》整治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一载蜀州"有堤塘百处"，适令重刻李冰石像于伏龙观，并立碑记其事，碑文今虽不存，然南宋祝穆《方舆胜览》仍称"唐高刺史尝修之"。

岁末吐蕃蠢动，适连夜草拟《请入奏表》，驿马急送长安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四百二十录其奏章片段："臣所管蜀州，当吐蕃要冲，请益兵三千..."此时距他转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仅剩两年，蜀州刺史任上的军政历练，正为后来"阻西川以抗吐蕃"（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崔祐甫语）埋下伏笔。

严武入朝，高适代成都尹，充剑南西川节度使。

广德元年（762年）的成都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当严武奉诏还朝的消息传至蜀中时，高适正以太子少詹事的身份在浣花溪畔研读《汉书》。据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代宗即位，吐蕃陷陇右，适练兵于蜀，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。"此时剑南西川的军政重担，突然落在了这位已届耳顺之年的诗人肩上。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三十九》详细记载了这次权力交接："（四月）壬午，以严武为京兆尹，充二圣山陵使；高适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"在杜甫《奉寄高常侍》诗中"汶上相逢年颇多，飞腾无那故人何"的感慨背后，正是高适人生最后一次重大仕途转折。这位曾写下"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"的边塞诗人，此刻却要面对比朔风更凛冽的边疆危局。

《新唐书·高适传》记载其赴任时的严峻形势："松、维等州为吐蕃所陷，适练兵于蜀，出西山三城，以牵制其势。"他甫一上任便面临《全唐文》卷三五七所载"吐蕃陷松、维、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"的危局。在《请罢东川节度疏》中，高适直言："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，不过平戎以西数城。"其军事部署之艰难，可见一斑。

这位以《燕歌行》闻名天下的节度使，在政务处理上却展现出与诗风迥异的务实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四二〇载其"临事敢言，权幸惮之"。他一方面整顿军备，据《旧唐书》载"适练兵于蜀，临吐蕃南境"；另一方面改革财政，《通典·食货志》记其"奏减蜀中赋税，罢无名之敛"。元稹在《高允恭授成都少尹制》中特别提及"昔高适镇蜀，有惠政于民"，足见其治绩。

然而历史给予这位诗人将领的时间太过短暂。《旧唐书》载："永泰元年正月卒，赠礼部尚书。"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，他仍以《谢上剑南节度使表》向朝廷表露心迹："臣虽老病，敢忘忠勤。"当严武于永泰元年（765年）再度镇蜀时，《新唐书·严武传》中已不见故人身影，唯余杜甫"戎马相逢更何日？春风回首仲宣楼"的追忆，为这段权力交替平添几分诗史交融的苍凉。

因吐蕃攻陷松、维、保三州，而被召回，任刑部侍郎，转散骑常侍，封渤海县侯。

广德元年冬，吐蕃铁骑如朔风卷地，松、维、保三州相继陷落。剑南告急文书昼夜驰传长安，代宗于紫宸殿秉烛召群臣，烛影摇红中，忽忆起那位"常怀烟霞志"的边塞诗人——时任蜀州刺史的高适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，用为刑部侍郎"，一纸诏令飞驰成都，将这位六旬老臣再度召回风暴中心。

当高适风尘仆仆跨过灞桥残雪时，长安城正笼罩在吐蕃退兵后的肃杀中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三记："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退"，大明宫丹墀上犹带胡尘。代宗于延英殿独对高适，诗人以"陇右虚实尽在臣胸臆"对答，遂有转任散骑常侍之命。《新唐书》称其"负气敢言"，每于禁中奏对，"所言皆切时病"。老将郭子仪曾笑谓："达夫（高适字）诗笔如剑，今朝堂论政更见锋芒。"

次年春正元日，含元殿大朝会上，代宗亲授渤海县侯金印。唐人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载当时"非军功不封县侯"的旧制，而高适"以文翰参枢要，特加殊宠"。诗人接过紫绶时，殿外新柳正拂过玄武门残戟——那里还留着去岁吐蕃退兵时的箭痕。

暮年的高适常独坐平康坊宅邸，看阶前苔色浸没战报。《高常侍集》末卷有《谢封渤海县侯表》残篇："臣本碛北鄙人，谬膺喉舌之任......"字迹已显颤巍。独孤及《毗陵集》记其临终前仍问陇右军情，而窗外永泰元年的槐花，正落满长安街衢。

高适去世

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，朔风凛冽的长安城传来噩耗，散骑常侍高适卒于住所，享年六十二岁。据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载："永泰元年正月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忠。"这位曾以"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"豪句震动诗坛的边塞诗人，最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三个冬天走完了传奇人生。

当时人李华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记载："公讳适，字达夫，渤海蓨人也。年过五十，始留意诗什。"这位大器晚成的诗人，晚年却官运亨通，《新唐书》称其"以气质自高，每一篇已，好事者辄传布"。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，他身兼刑部侍郎、散骑常侍等职，封渤海县侯，成为唐代诗人中少有的显达者。杜甫在《奉寄高常侍》中曾赞叹"当代论才子，如公复几人"，足见其声望之隆。

关于高适之死，《资治通鉴》仅简单记载"高适卒"，但结合唐代史料可推知，其晚年深受糖尿病困扰。《酉阳杂俎》载："高常侍适，晚节嗜酒，病消渴。"这种被唐人称为"消渴"的疾病，终致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。临终前，他将珍藏的《汉书》赠予友人，践行了"达者兼济天下"的儒家理想。

朝廷追赠礼部尚书殊荣，《唐会要》卷八十载谥法解："危身奉上曰忠"，这个"忠"字谥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辅佐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朝的功绩。其子高琨整理遗稿编成《高常侍集》二十卷，今存十卷，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见证。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中将高适与李白、杜甫并称，足见其文学史地位之崇高。

这位曾写下"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"的诗人，最终安葬于洛阳北邙山。千载之下，当我们重读《燕歌行》《别董大》等名篇，仍能感受到那个风雪之夜，一位伟大诗人带着他未竟的边塞理想，永远合上了双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