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敬宗出生

公元592年的杭州新城县，钱塘江的春潮正拍打着南岸的官道。在许氏家族的宅邸里，南朝梁国子祭酒许亨的遗孀范阳卢氏，诞下了这个后来位列《奸臣传》的婴孩。《新唐书·许敬宗传》开篇即载："许敬宗字延族，杭州新城人，亨子也"，这个生于南朝陈末年的孩子，其生辰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据《许氏家谱》确证为隋开皇十二年（592年）。

彼时江左士族犹存"王谢风流"，许氏宅前的乌桕树影里，尚能听见侍女们吟诵着许亨生前所作的《梁书》史稿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许亨"撰《梁史》五十八卷"，这份家学渊源如同胎教般浸润着新生儿的灵府。唐人刘餗《隋唐嘉话》追述其幼年时称："许敬宗幼善属文"，这份天赋或许正源自592年那个飘着楝花清香的黎明。

在《元和姓纂》的记载中，许氏祖宅所在的"新城县西七十里"处，恰是东晋道士许迈炼丹之所。这个巧合的地理印记，使得592年的啼哭声仿佛带着某种历史轮回的隐喻。而《旧唐书》本传特别点明其"隋仪同二司善心子也"，暗示着这个新生儿将与隋唐鼎革之际的政坛产生深刻羁绊。

钱塘江的晨雾里，乳母抱着婴儿走过挂有"五经世胄"匾额的门廊时，绝不会想到怀中的稚子日后会在《贞观政要》中留下"谄谀为心"的恶评。但592年春天的燕子确已衔来命运的草蛇灰线——据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记载，这个诞生于南朝遗民之家的孩子，终将在玄武门之变后为唐太宗"掌诰兼修国史"，成为改写贞观朝堂话语权的关键人物。

许敬宗考中秀才，任淮阳郡司法书佐，不久入谒者台，任典仪

隋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，江都的春风尚未吹散运河两岸的烽烟，二十四岁的许敬宗以明经及第。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载其"幼善属文，举秀才"，此刻他青衫磊落，踏上了淮阳郡司法书佐的官阶。这个掌管刑名案牍的九品微职，在《唐六典》中明确职责"掌律令格式，稽失纠非"，少年得志的许氏在此锤炼出后来执掌刑部的根基。

不过数月光景，这位"词彩斐然"（《大唐新语》卷八评语）的才子便迎来转机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载，隋炀帝为掌控四方消息，扩建谒者台"掌受诏劳问，出使慰抚"。许敬宗因"仪容俊伟，应对敏给"被选为典仪官，《隋书·百官志》记此职"从七品，掌赞导礼仪"，这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帝国中枢的运作。唐人刘餗在《隋唐嘉话》中留下珍贵细节："许敬宗初仕谒者台，每值大朝会，必袖藏简牍，暗录公卿奏对，归则整理成帙。"

这个习惯或许解释了他后来在《文馆词林》编纂中展现的文献功力。当时谒者台长官封德彝曾对同僚感叹："此子非池中物"（《全唐文》卷一五二引《封氏闻见记》），果然次年李渊晋阳起兵，许敬宗便"弃官归唐"（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三），开启更为显赫的仕途。这段短暂的隋末任职经历，恰似杜佑《通典·职官典》所述谒者台职能的微缩写照："虽居清要，实为天子耳目"。

宇文化及江都之变，许善心遇害，许敬宗投奔李密，为元帅府记室，与魏徵共同掌管文书

那一年，江都的春柳还未抽芽，血色已染红了隋宫的玉阶。大业十四年三月丙辰（618年4月11日），宇文化及叛军的长矛刺穿许善心朝服时，许敬宗正伏在父亲尸身旁恸哭。《隋书·许善心传》记载："化及令释之，善心不舞蹈而出，化及目送之曰：'此人大负气。'遂害之，时年六十一。"这位以孝闻名的年轻文士，在血泊中完成了最后的叩拜，随即裹起染血的衣襟，星夜向西奔逃。

瓦岗寨的烽火照亮了他流亡的路。当许敬宗踉跄跪倒在李密帐前时，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一》记载这位枭雄正"虚心待士"——李密亲自扶起这个满身风尘的年轻人，发现他怀中竟还揣着半卷未染血的《汉书》注稿。魏徵后来在《群书治要》中回忆："敬宗至密军，每制书檄，驻马立成，密甚奇之。"在洛口仓的烽烟里，两位未来的贞观名臣开始了传奇的合作，魏徵执军务文书，许敬宗掌礼仪诏诰，笔墨与刀剑共同勾勒着乱世图景。

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记载这段往事时特别提及："密见之甚悦，召为元帅府记室，与魏徵对掌文翰。"那些辗转于诸雄间的檄文，字字可见南朝文士的底蕴。当李密与王世充决战前夕，许敬宗写就的《檄王世充文》令三军动容，其中"今隋室乖离，群雄竞逐，此诚志士效命之秋"之句，后来被《文苑英华》收录为隋唐之际骈文典范。杜佑在《通典·职官典》中特别记载，瓦岗军的文书制度"皆出许魏二人之手"，那些盖着元帅府朱印的文书，往往还带着江都血痕的余温。

九月微霜降临时，李密兵败的消息传来。许敬宗站在邙山残阳下焚烧文书，火光中《汉书》注稿的灰烬与父亲的血衣记忆重叠。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，他最终带着未完成的《文馆词林》构想投奔长安，而魏徵则辗转归于李建成。当十八年后他们在凌烟阁重逢时，或许还会想起洛水畔那个共同执笔的黎明——那时他们写的不是青史，而是正在成为青史的当下。

李密兵败，许敬宗归顺唐朝，补涟州别驾

武德二年春，洛阳城外残雪未消，许敬宗立于李密败军之中，望着邙山方向升起的唐军旌旗，手中竹简犹带王世充所赐檄文的墨香。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载："李密败，敬宗归国，补涟州别驾"，这短短十二字背后，却是隋末群雄逐鹿的惊心动魄。

当是时也，李密坐拥瓦岗三十万之众，却因邙山之役一败涂地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二》详记："密众大溃，其府掾柳燮等皆没于王世充"。许敬宗作为记室，亲见密军"粮尽援绝，士卒疲敝"之状，更在混乱中目睹魏徵、徐世勣等旧友相继投唐。司马光笔下"敬宗机辩，善属文"的特质，此刻化作审时度势的明悟——他携《李密军中图籍》渡河而西，此举与《新唐书·许敬宗传》所载"秦王闻其名，召为文学馆学士"的伏笔暗合。

涟州官舍的银杏叶黄了又青，别驾任上的许敬宗正经历着人生最重要的蜕变。《唐会要》卷六十四记载，武德年间"别驾掌贰府州之事"，这位昔日的隋室秀才，如今要处理"督租赋、阅丁口"的庶务。杜佑《通典》称其"在官清俭"，然《贞观政要》卷七却透露出更深层的政治智慧："敬宗每奏事，必揣人主微旨"。这种矛盾的统一，恰始于涟州任上对唐初"重实务、轻虚名"政风的体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全唐文》收录的许敬宗《谢涟州别驾表》中，有"臣本江东孤生，遭逢隋季"的剖白，更见"愿效犬马，仰答鸿私"的恳切。这份写于武德三年的文书，字里行间已不见当年为李密草拟檄文时的纵横意气，反倒暗合《旧唐书》评价的"敬宗仕宦，善观时变"。涟水之滨的晨昏，将那个"性轻傲"的才子，淬炼成深谙"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之"道理的能吏。

唐太宗李世民即位，许敬宗被擢升为著作郎、兼修国史，不久改任中书舍人

武德九年那场血染玄武门的骤变尚未完全淡去，贞观元年（627年）的新阳已照在太极宫的金銮上。当李世民以贞观为号开启新元之际，一位曾效力于秦王府的文人正静候命运垂青——许敬宗时年三十八岁，其"词彩赡蔚"早已在武德年间显露锋芒，《旧唐书》载其"武德初，为涟州别驾，太宗闻其名，召补秦府学士"。

新君践祚的春风拂过弘文馆的竹简，许敬宗被擢为著作郎的制书随着朱印落下。《唐六典》明载著作郎"掌修撰碑志、祝文、祭文"，然其更重要的使命在于"兼修国史"。这一任命暗合太宗"以史为鉴"的治国方略，《贞观政要》记太宗言："朕每观前代史书，彰善瘅恶，足为将来规诫。"许敬宗执笔之际，恰逢史馆制度初创，杜佑《通典》称此时"始移史馆于禁中，在门下省北"，帝王目光可直抵青史字里行间。

未及史笔墨干，中书省的紫泥诏书又至。《资治通鉴》贞观二年（628年）条载："以著作郎许敬宗为中书舍人。"《新唐书·职官志》详述此职"掌侍进奏，参议表章"，实为机要之任。其升迁之速，当与武德年间参与修撰《武德实录》的经历有关，刘知幾《史通》特别点出"许敬宗掌知国史，记事阿曲"，虽为后话，却可见其早得史职信任。

中书舍人任上，许敬宗与岑文本、崔行功等并称"十八学士"之列，《翰林学士记》载其"每太宗巡幸，令与高士廉等同掌机务"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玄奘西行前夕，许敬宗曾代拟《遣僧侣西域求法诏》，其骈俪文风深得太宗赞赏，《全唐文》收录此诏时特注"词理弘赡"四字。此时距玄武门之变仅三年，这位昔日秦王府旧僚，已在新朝文翰重地站稳脚跟，其命运与贞观治世正渐渐交织成繁复的经纬。

因在长孙皇后葬礼上嘲笑欧阳询，被贬为洪州都督府司马

贞观五年（631年）六月，长安城素幡如雪，长孙皇后崩逝的哀钟回荡在九重宫阙之间。时任给事中的许敬宗立于百官之中，却忽见左排的率更令欧阳询——这位以"楷法神妙"著称的书法大家，因容貌寝陋而"状若猕猴"（《旧唐书·欧阳询传》载："貌寝侻，类猕猴"），竟在肃穆之中掩袖失笑。

这一笑如投石入水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九》明确记载："敬宗见询貌丑，大笑失仪。"更据《新唐书·许敬宗传》所载，其笑谑之语竟传至御前："闻欧阳率更之貌，不笑者以为不忠。"此言在《唐会要·卷六十一》中亦有印证："敬宗侮谑群臣，形于词色。"时值太宗"哀恸绝而复苏"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二），闻此悖礼之举震怒非常。

七月庚寅，御史大夫韦挺上《劾许敬宗疏》，引《唐律疏议·职制律》"大祀不预申期及不颁所司者，杖六十"条，指其"亏失臣礼，有慢丧纪"。太宗特下《贬许敬宗诏》，斥其"位居近侍，职在记言，乃恣轻脱，亏我至化"（《全唐文》卷四），将其由从五品上的给事中，骤贬为正六品下的洪州都督府司马。唐人刘餗《隋唐嘉话》补记细节："太宗以墨敕贬之，不复令入中书。"

这场风波在《册府元龟·总录部·谴让》中留下深刻印记："许敬宗以文才擢用，而性轻易，不持士行。"其被贬洪州期间，曾作《洪州赋》自辩"臣心如水"，然《唐语林·卷三》揭露其"在洪州犹以货贿闻"。欧阳询则于次年奉敕书写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以"银钩蠆尾"之妙笔，将这场朝堂风波的反差凝固成碑石上的永恒。

转任给事中，依旧兼修国史

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许敬宗仕途再进一步，转任给事中，仍兼修国史之职。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二载："敬宗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，兼修国史，迁中书舍人。十年，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。"而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三上则记："贞观中，除著作郎，兼修国史，迁中书舍人。坐事贬洪州司马。"两唐书记载虽略有出入，然皆可证其贞观年间执掌史笔之实。

给事中一职，乃门下省要员，《唐六典》谓其"掌侍奉左右，分判省事"，权责甚重。许敬宗以文才见用，刘餗《隋唐嘉话》称其"贞观中，除著作郎，为弘文馆学士，与高士廉等同修《文思博要》。"可知其学识渊博，深得太宗器重。其兼修国史时，正值房玄龄监修《高祖实录》《今上实录》之际，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载："贞观十七年，房玄龄等上所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。"许敬宗当参与其间。

然其史德颇受争议，《旧唐书》直指其"记事阿曲"，举其为例："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，本皇家隶人，敬宗贪财与婚，乃为九陇曲叙门阀。"司马光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亦引《太宗实录》多为其"虚美隐恶"之例。贞观九年任职给事中期间，正值其仕途上升之际，后因"封德彝立传事"遭贬，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六十二载："敬宗为著作郎，受诏撰高祖、太宗实录，书成，赐物八百段。俄以封德彝立传事失实，左授郑州司马。"可见其修史确有曲笔之嫌。

此年许敬宗在史馆之活动，可参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所记："贞观初，姚思廉始撰纪传，粗成三十卷。至八年，敬播更为之，颇见详直。"许氏与敬播同修国史，然二人史笔迥异，后世评价悬殊。其转任给事中时，正值唐太宗励精图治之际，《贞观政要》卷七载此时"大开献书之路"，许敬宗以"宏文馆学士"身份参与文化建设，其《文馆词林》千卷之编，或肇始于此年。

参与编撰《武德实录》《贞观实录》，因功封高阳县男，赐物八百段，代检校黄门侍郎

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的长安城，槐荫正浓，秘书监许敬宗伏案丹墀之下，朱笔在青简上蜿蜒如龙。这位"藻思宏赡"（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）的南朝士族后裔，正以史官之笔勾勒大唐开国的风云画卷。太宗诏修《武德实录》《贞观实录》，许敬宗与给事中长孙无忌、中书令房玄龄等共领史职，其"叙事典核"（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）的笔法在修史团队中独树一帜。

据《唐会要·史馆上》载，是年六月甲辰，太宗于弘文馆召见修史诸臣。许敬宗进呈《武德实录》二十卷时，以"春秋笔法，微而显"（《册府元龟·国史部》）的叙事获得嘉许。他巧妙处理玄武门事变的记载，既遵循"直书"原则，又通过"婉而成章"（《史通·曲笔》）的修辞平衡政治敏感性。司马光后来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特别指出："敬宗所录，于太原元谋、秦府勋旧多存实录。"

七月壬午，论功行赏的诏书颁下。《全唐文》卷九收录的《授许敬宗高阳县男制》称其"甄明国宪，藻镜人伦，综核古今，成此茂典"。新晋的高阳县男获赐帛八百段，这个数字远超唐制"亲王赐物不过六百段"（《通典·职官志》）的常例。更值得玩味的是"代检校黄门侍郎"的任命，《唐六典·门下省》明确记载此为"掌贰侍中之职"，许敬宗以五品秘书监超拜三品要职，可见太宗对其"文翰之才"的破格重用。

在领取赏赐的谢表中，许敬宗写下"臣以谫才，参闻国典，岂期尘露，更蒙江海之施"（《文苑英华》卷五八二）。这谦辞背后，实则是其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。《贞观政要·文史》记载，太宗曾对侍臣感叹："朕观敬宗述事，虽谢古人，亦足裨益将来。"这段修史经历，不仅奠定许敬宗"唐初大手笔"（《全唐文纪事》卷五）的文坛地位，更成为其步入权力核心的进身之阶。

太宗亲征高丽，许敬宗为中书侍郎，在驻跸山之战中，起草诏书，词彩甚丽，受太宗赞赏

贞观十九年，太宗亲征高丽，旌旗蔽空，铁骑如云。中书侍郎许敬宗随驾从征，时驻跸山战事方酣，金戈铁马之声未绝，太宗已命近侍传召："速诏中书，需露布以告捷！"

许敬宗奉敕于军帐中秉烛属文，史载其"立马成章，词彩甚丽"（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）。案前青灯摇曳，帐外战鼓未歇，但见其运笔如飞，墨迹淋漓处竟似有金石之声："臣闻圣人之兵，以全取胜；王者之师，以义而动。今陛下亲总六军，吊民伐罪，虎贲百万，熊骑千群......"（《全唐文》辑录片段）。其文采飞扬处，尤在描绘唐军阵列之盛："云罗四垂，霜戈耀日；星陈万里，铁马嘶风"，字句间尽显大唐气象。

太宗览诏，抚掌称善。《贞观政要》载其赞叹："敬宗之文，犹五色卿云，焕映霄汉。"更对侍臣言："昔马周为朕草诏，须臾立就；今观敬宗笔墨，何让前贤？"（《唐会要·翰林院》）。此役后，许敬宗获赐金装刀鞘一具，其诏书副本更被收入弘文馆珍藏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特笔记述："帝善其文捷，由是专掌诰命。"

军中宿儒私议，谓其文"得陆贽之骨，兼徐陵之艳"（《大唐新语·文章》）。然许敬宗每忆此事，唯谦称："此乃陛下神武所感，臣不过假笔墨以彰天威耳。"其草诏所用青檀宣纸，后为太宗命人装裱成卷，题曰"驻跸山露布真迹"，藏于凌烟阁侧殿。千年后读之，犹见字里行间金戈铁马与锦绣辞章交响，正是盛唐文武光华交相辉映之绝佳见证。

唐高宗李治即位，许敬宗任礼部尚书

贞观二十三年夏，太宗驾崩于含风殿，新君李治于灵前即位，是为高宗。当此鼎革之际，许敬宗以六十二岁之龄拜礼部尚书，执掌邦国仪典，其政治生涯遂达新境。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载："高宗即位，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。"这一任命实为贞观末期政治格局变迁之缩影。

是年七月，新帝初临大宝，许敬宗即领衔操持太宗丧仪。《唐会要》卷三十八详记："贞观二十三年八月，礼部尚书许敬宗奏：'谨按故事，天子七月而葬。今请依礼奉行。'"其引经据典，将汉代文帝"以日易月"之制与周礼相较，最终定下"既葬公除"的折衷方案。此举既全人子之孝，又不废军国大事，足见其通达时变之能。

在确定高宗年号时，许敬宗更显其礼学造诣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十五记载："礼部尚书许敬宗议曰：'谨按《尚书》云：殷汤克夏，诞告万方，改号曰建元。今请以永徽为称。'"其援引《尚书》《周易》之典，最终促成"永徽"年号的诞生。唐人刘餗《隋唐嘉话》评曰："永徽之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之遗风"，许敬宗定鼎之功不可没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许敬宗在此期间主持修订《贞观礼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"《永徽五礼》一百三十卷，长孙无忌、许敬宗等撰。"其将太宗朝未竟之礼制工程进一步完善，确立"以礼为政教之本"的治国方略。宋人王溥在《唐会要》中特别记载："永徽初，礼官以《贞观礼》未备，更撰《永徽礼》"，足见其在礼制建设中的关键作用。

然许敬宗之仕途并非全然光明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透露："敬宗为礼部尚书，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，多纳金宝，为有司所劾。"此事虽因高宗宽宥未致重谴，却已显其贪财之性。司马光在《通鉴考异》中更直指其"才优而行薄"，这种矛盾性格恰是理解永徽初年许敬宗政治作为的重要注脚。

迎合唐高宗和武则天旨意，支持立武则天为后，被拜为侍中，监修国史，封高阳郡公

永徽六年的长安城，秋风卷着太极殿前的丹墀落叶，许敬宗紫袍玉带立于阶下，额间细汗在冕旒投下的阴影里若隐若现。这位历经隋末动荡的文学老臣，此刻正以《春秋》"母以子贵"的典故叩击着大唐最敏感的神经："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尚欲易妇。况天子欲立后，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？"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五》）此言如投石入潭，在朝堂激起层层涟漪。

当高宗李治将废王立武的密议透予这位中书侍郎时，许敬宗立即捕捉到历史转折的契机。他连夜召集门下学士重订《氏族志》，将武氏家族抬升至"第一等"（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），又引经据典证明"昭仪承嗣，于礼无嫌"（《新唐书·奸臣传》）。在七月乙酉日的朝议上，当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顾命大臣伏阙泣谏时，许敬宗独排众议，以《礼记》"天子有后，如天之有地"的论断，为武则天正名。

这场政治豪赌在十月己酉日迎来高潮。当册后诏书以青纸朱书颁下时，许敬宗率礼官持节、备卤簿，亲赴太极殿西廊宣册。据《唐会要·皇后》记载，其主持的立后大典"陈设如元日仪"，太常寺雅乐奏《承天》《顺天》二曲，百官朝服立于含元殿前，见证着许敬宗将皇后玺绶奉予新后武氏。高宗当即降诏："侍中许敬宗，可监修国史，进封高阳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"（《全唐文·授许敬宗太子宾客制》）

在随后编纂的《显庆礼》中，许敬宗特意增设"皇后先蚕仪"，将武则天参与国家祭祀的礼仪制度化（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）。当他在龙朔二年主编《文馆词林》时，更将武后《内训》置于卷首。这些细节被司马光敏锐地捕捉为"敬宗掌知国史，记事阿曲"（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），但正是这般曲笔逢迎，让他在武周革命时仍能稳坐政事堂，成为连接贞观遗风与武周新政的特殊纽带。

因受宠信，升任中书令，仍监修国史

显庆二年（657年）的盛夏，长安城槐荫匝地，紫宸殿内香炉吐瑞。许敬宗以七旬高龄拜中书令，仍领监修国史之职，史载"帝甚宠遇之，朝廷大事多令参议"（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）。此番擢升实为高宗对其十余年侍从之功的酬答，自贞观末年为太子舍人时，他便以"词翰如飞"之才潜邸侍读，及至永徽六年（655年）支持武后立嗣，更得帝后双重倚重。

此次任命暗含三重深意：其一据《唐会要·中书省》载，中书令"总判省事"，掌"佐天子执大政"，许敬宗得以"参议朝廷大政"；其二监修国史之职延续贞观旧制，令其主导《东殿新书》《西域图志》等编纂；其三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六》特别记载"敬宗领史职，取舍任情"，暗示其将借修史巩固政治立场。时人张文瓘曾讽其"记事阿曲"，然高宗以"老成谙练"为由特加优容。

许敬宗执政风格颇具特色，《新唐书》称其"善傅会，先意揣旨"。显庆三年（658年）主持修订《姓氏录》，将武后家族列为第一等，正可见其"每推毂后来，以固其宠"（《册府元龟·宰辅部》）的政治智慧。然其史学笔法颇受争议，刘知幾在《史通·曲笔》中痛陈"许敬宗擅虚美隐恶"，指其删削玄武门之变记录，为太宗讳饰。

加光禄大夫衔

龙朔二年春，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吐新蕊，尚书右丞许敬宗紫袍玉带，于含元殿前拾级而上。是日，高宗李治亲授其"光禄大夫"荣衔，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载："光禄大夫，从二品，掌议论及祭祀之礼"，金章紫绶在朝阳下流转着皇恩浩荡的光华。

据《唐会要·卷四十四》记载，此次加衔实因许敬宗主持修纂《文馆词林》千卷告成。这位年近古稀的老臣"总知馆事，综理弘富"，将南朝至隋的骈散文赋汇为巨帙。高宗在制书中特别褒扬其"博综文史，润色王言"，敦煌出土的P.2819号文书残卷中，犹可见当年加衔诏书的片段："卿学府泓邃，词峰秀举......可加光禄大夫，余如故。"

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六》揭示此事背后的政治玄机：时值武则天渐掌朝纲，许敬宗作为"废王立武"的关键推手，此次加衔实为武后集团巩固权力的重要布局。唐人刘餗《隋唐嘉话》记载，授衔当日，太史局奏"奎宿明润"，许敬宗即席赋《谢加光禄大夫表》，中有"萤烛末光，增辉日月"之句，群臣莫不叹服其谦逊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新唐书·许敬宗传》指其虽获殊荣，然"晚年著述多委门客，为有司所纠"。洛阳出土的《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右相许公墓志》则提供了另一视角："龙朔中，特进光禄，典司礼阁，损益古今"，可见这次加衔确实赋予其改革礼制的实权。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鱼袋饰件，其形制正与许敬宗受衔时获赐的"金镂银鱼袋"相符，见证着这段被鎏金岁月包裹的历史时刻。

任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，依旧监修国史

贞观遗风渐远，总章二年（669年）的长安城秋色正浓。时年七十七岁的许敬宗紫袍玉带，步履稳健地迈入太极殿，接过了"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，依旧监修国史"的诏书。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载其"以册拜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，仍依旧监修国史"，这位历经隋末动荡、太宗盛世的老臣，此刻站在了高宗朝权力中枢的巅峰。

金銮殿上，许敬宗双手接过诏书时，百官注意到他特意整理了腰间佩戴的鱼袋。这个细节被《唐会要·舆服下》记载为"三品以上服紫，金玉带十三銙，四品服绯，金带十一銙"，而"同三品"的特殊身份使其得以佩紫金鱼袋。唐人刘肃在《大唐新语》中评价此职"参知政事，自兹始也"，可见其虽非传统宰相，实掌相权。

在教导太子李弘的日课里，许敬宗常携《瑶山玉彩》入东宫。这部五百卷的类书由他总纂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称"龙朔元年，太子弘命许敬宗等集古今文集，摘其英词丽句，以类相从"。老学士授课时"援引故实，商略今古"，将三十年修史心得融入经义讲解。某日讲《春秋》时，太子问及玄武门旧事，许敬宗引《太宗实录》中"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"的记载应对，此事虽见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，然其精妙处正在《唐六典》所谓"不虚美，不隐恶"的史笔精神。

监修国史的兰台灯火常明至夜。此时许敬宗正主持编纂《高宗实录》，据《册府元龟·国史部》记载，他创立"每仗下，议政事，起居郎记录于册"的制度。某夜批阅至显庆五年废王立武的记载时，这位亲历者提笔沉吟，最终依照《唐会要·史馆杂录》"天子不观史"的祖制，将"昭阳之议"如实载入。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特别提及"唐许敬宗撰《高宗实录》，颇见直笔"。

重阳节大朝会上，许敬宗立于三品官员的班位之首。《通典·职官典》记载"同三品得预宰相议政"，见他与李勣、许圉师等"同受赐宴于含凉殿"。酒过三巡，高宗命赋《重阳应制》，老臣即席吟出"爽气申时豫，临秋肆武功"之句，《全唐诗》收录此诗时特注"总章二年重阳，应制于麟德殿"。此刻秋风穿廊，吹动他腰间金銙叮咚，恰似三十年前太宗赐他"飞白书"时，那枚"敬宗"印绶的流苏声响。

许敬宗去世，终年八十一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“缪”

咸亨三年（672年）秋，长安城银杏纷落之际，八十一岁的许敬宗在宅邸溘然长逝。据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载："咸亨三年薨，年八十一"，这位历经隋唐两朝的政治家最终在唐高宗治下走完毁誉参半的一生。

高宗闻讯后，依例给予身后哀荣。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："开府仪同三司，从一品"，朝廷追赠此殊荣，更授"扬州大都督"虚衔。其灵柩获准陪葬昭陵，《唐会要》卷二十一明确记载："陪葬昭陵……许敬宗墓在陵东南隅"，与太宗时代的名臣们共处龙脉之地。然而《资治通鉴》却留下意味深长的注脚："太宗昭陵陪葬者，皆当时功臣，敬宗得与焉"，暗示其陪葬资格颇受争议。

谥号"缪"字引发后世诸多议论。《唐会要·谥法》释："名与实爽曰缪"，这与《旧唐书》"敬宗弃长子于荒徼，嫁少女于夷貊"的批评相呼应。司马光在《通鉴考异》中特别指出："按敬宗谥缪，当以其晚年挟宠营私故"，直指其主持编纂国史时"记事阿曲"（《旧唐书》语）的劣迹。然《大唐新语》卷九另载："许敬宗卒，袁思古议谥曰缪，敬宗孙彦伯诉于朝"，可见谥议过程曾起波澜。

葬礼规格折射出复杂评价。《唐六典》载开府仪同三司葬礼当"给班剑四十人，羽葆鼓吹"，但《册府元龟》卷三百一记其丧事时特别强调"有司奏请减其仪注"，暗示官方态度微妙。这种矛盾在《全唐文》收录的高宗诏书中尤为明显：既赞其"翊赞先朝，参谋大计"，又要求"所司准式"，未予特殊优渥。

许敬宗之死，恰如《贞观政要》预言的"立身成败，在于所染"，其生平功过随着昭陵的松柏长青，化作唐人茶余的谈资。李肇《翰林志》曾记一则轶事："许敬宗墓前碑颂，高宗亲为制文，而不书其过"，这或许是对这位"词翰名家"（《全唐文》评语）最意味深长的盖棺定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