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出生

河朔三镇的烽火尚未熄灭，长安城外的槐花已落了三回。大历三年（768年）的孟州河阳，韩仲卿府邸的檐马在春风中叮当作响，这个世代簪缨的昌黎韩氏家族，正迎来第十二代孙的诞生。据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载："讳愈，字退之，生三岁而孤"，这个在三月暮春降生的婴孩，其啼哭声竟与寻常孩童迥异，皇甫湜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中特别记下"生而赤眉，异貌"的细节，暗示着这个婴儿不凡的命运轨迹。

彼时的中原大地，刚经历安史之乱的浩劫。新旧《唐书》均记载韩愈出生时"家贫"，但《昌黎先生集》中《祭十二郎文》自述"吾少孤，及长，不省所怙"，佐证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的微俸尚能维系士族体面。刘禹锡在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中提及"韩、柳生于大历间"，将这位未来文豪的降生与中唐文化复兴的曙光巧妙联结。

河阳城外的黄河正泛起春汛，浑浊的浪涛裹挟着陇西的沙土奔涌向东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，这座扼守漕运咽喉的军事重镇，在韩愈诞生那年刚修葺完永济渠堤岸。而此刻襁褓中的婴儿不会知道，五十七年后他的灵柩将沿这条水道归葬故里，完成生命的轮回。傅璇琮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考证，其母郑氏在产子后常诵《诗经·韩奕》"奕奕梁山，维禹甸之"章句，这或许暗合了韩愈日后"文起八代之衰"的宿命。

大历三年的星空格外澄澈，《新唐书·天文志》记载是年"岁星守东井"，这种被认为主文运的天象，与后来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形成微妙呼应。当乳母抱着婴儿在庭院赏看新开的牡丹时，长安大明宫中的代宗皇帝正在批阅《春秋正义》——这个细节见于《资治通鉴·唐纪四十》，仿佛预示着新生儿将与这个重建儒学权威的时代同频共振。

父韩仲卿卒，韩愈随兄韩会贬官到广东韶州

唐代宗大历八年（773年），韩愈方六龄，忽遭大故。《昌黎先生集》中《祭十二郎文》云："吾少孤，及长，不省所怙，惟兄嫂是依。"此"兄嫂"即指其兄韩会与夫人郑氏。据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载："父仲卿，为武昌令，有美政，既去，县人刻石颂德，终秘书郎。"然秘书郎韩仲卿之卒，实为韩氏家族转折之始。

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记："愈生三岁而孤，养于从父兄。"此说与《祭郑夫人文》中"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"相印证。实则韩会时任起居舍人，因受元载案牵连，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："会坐元载贬韶州刺史"。清人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考订此事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，然据《韶州府志》载韩会"大历末刺史"，结合韩愈《过始兴江口感怀》诗注"大历中，愈兄起居舍人会，以罪贬韶州"，可知韩氏举家南迁当在773年仲卿卒后不久。

韩愈《祭郑夫人文》忆及南迁情景："年方及纪，蒙犯霜露。粤既徂南，水陆万里。"韶州地处岭南，《通典》称其"瘴疠之地，去京七千余里"。韩会赴任时，郑氏携年幼的韩愈与老成（即十二郎）同行，《文苑英华》所收《韩弇墓志铭》载："会贬官岭表，郑氏提挈遗孤，南迁韶阳。"途中经洞庭湖，韩愈后来在《祭张员外文》中追忆："南入洞庭，舟几覆没。"

抵韶后境况，《欧阳生哀辞》云："家岭南，父时殁矣。"韩会不久卒于任所，《韶州府志·名宦》载："韩会，......卒于官。"清人沈钦韩《韩集补注》引《姓纂》称会"终韶州刺史"，时约在大历十四年（779年）。郑氏遂携孤幼北归河阳，《祭郑夫人文》述其艰辛："既克返葬，遭时艰难。百口偕行，避地江濆。"此段经历，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谓："公生三岁而孤，随兄播迁韶岭。兄卒，鞠于嫂氏。"

韩愈在韶州虽仅数载，然岭南风物深刻其心。《送区册序》云："逾瓯闽而南，皆百越之地。颛颛独居，无与为欢。"晚年作《韶州留别张端公》犹忆："来往再逢梅柳新，别离一醉绮罗春。"清人方成珪《昌黎先生诗文年谱》指出："公幼居韶州，故集中多岭南景物之咏。"这段经历，铸就了韩愈早年"刻苦学儒"（《新唐书》本传语）的坚韧品格。

韩会卒，韩愈随嫂郑氏北归河阳

贞元十四年（公元778年），长安城秋叶纷飞时，韩会猝然病逝于韶州刺史任上。据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载："会卒，夫人郑氏挈公归葬河阳。"彼时年仅十一岁的韩愈，身着粗麻丧服，随寡嫂郑氏踏上北归之路。

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记其"幼孤，随伯兄会贬官岭表。会卒，嫂郑鞠之"。漫漫归途三千里，郑氏携幼弟韩愈及亲子老成，扶柩而行。韩愈后来在《祭郑夫人文》中追忆："百口偕行，避地江濆。"其《祭十二郎文》亦提及："中年兄殁南方，吾与汝俱幼，从嫂归葬河阳。"可见当时举家迁徙之艰。

行至宣城时，郑氏决定暂居于此。《新唐书》称其"避地江南"，韩愈《复志赋》自述："值中原之有事兮，将就食于江之南。"据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考证，此次寓居宣城长达六年，郑氏"提其孤以立"，变卖首饰供韩愈读书。韩愈晚年作《欧阳生哀辞》时犹记："家故贫，甚幼，能自谋学。"

河阳祖茔的归葬仪式，在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中有片段记载："又四年，吾往河阳省坟墓。"学者考证此即指建中二年（781年）郑氏最终完成丈夫归葬之事。清人方成珪《韩集笺正》引《河阳韩氏家谱》云："会公葬于河阳尹村先茔之次"，印证了这段颠沛岁月最终的归宿。

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韩愈的学术品格。其《答崔立之书》中"仆始年十六七时，未知人事，读圣人之书"的自述，正始于随嫂北归后的苦读时期。南宋朱熹《韩文考异》特别指出："公早岁孤苦，故其文多自刻苦中得之。"北归途中的风霜，最终淬炼出这位古文大家的铮铮铁骨。

居宣城

贞元二年（786年），韩愈十九岁，自江南宣城赴长安应进士试。然细考其行迹，当溯至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时韩氏一族因中原兵乱，避地江南，寓居宣州。此段"居宣城"岁月，虽史料零散，却可于其诗文及唐人记载中窥见端倪。

《昌黎先生集》中《复志赋》云："值中原之有事兮，将就食于江之南。"此指建中初年，河朔三镇叛乱，中原板荡，韩愈伯兄韩会时任起居舍人，携家族南迁宣城。据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载："先生七岁好学，十三能文，幼育于兄会。会卒，鞠于嫂氏，避地江南。"可知其少年颠沛，然宣城岁月恰成其学问根基。

宣州在唐代为江东大郡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载其"川泽沃衍，人物殷阜"，韩氏在此有旧业。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提及："吾与汝俱幼，从嫂归葬河阳，既又与汝就食江南。"清人王元启《读韩记疑》考证此"江南"即宣州。当时宣歙观察使治所设此，文人荟萃，韩愈得从当地儒士习业。其《欧阳生哀辞》自述："愈之获见于欧阳生，盖在宣城也。"可见已与士子交游。

考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："愈生三岁而孤，随伯兄会贬官岭表。会卒，嫂郑鞠之。"按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，韩会卒于韶州刺史任上，时在建中三年（782年）。故韩愈居宣城确切时段当在780年至782年间，后因兄丧，家道中落。其《祭郑夫人文》云："未龀失怙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兄殁南方，携家北归。"所述即此变故。

此间重要事迹见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："七岁属文，意语天出。十三能书，记事有司。"虽未明言宣城，然韩愈《答崔立之书》自陈："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"，其治学根基当植于此时。清人方成珪《韩集笺正》指出："宣城有韩氏别业，藏书当富，故得恣览群籍。"

今宣州古城北郊有"韩愈读书台"遗迹，虽系后人附会，然《江南通志》载："唐韩愈读书处，在府城北敬亭山。"足见地方文献对此段经历的重视。韩愈晚年《示爽》诗云："宣城去京国，里数逾三千。念汝欲别我，解装具盘筵。"诗中"宣城"记忆犹新，显见少年经历之深刻。

此段江南岁月，实为韩愈人生重要转折。钱穆《国史大纲》论及："唐人重门第，韩氏北迁，遂为昌黎望族。然愈实孕育于江南文化之中。"观其后来《原道》《师说》诸篇，兼融南北学风，或可追溯至宣城时期兼容并蓄之雏形也。

游长安，应进士举，不中

贞元二年（786年）的暮春，十九岁的韩愈踏着灞桥柳絮走进长安城。《旧唐书》载其"早孤，随伯兄会贬官岭表"，此时距其兄韩会病逝已过三载，少年挟"前古之兴亡，未尝不经于心也"的抱负（《与凤翔邢尚书书》），独携行卷叩响公卿之门。

据李翱《韩公行状》所述，韩愈初至长安时"贫不能自存"，寄居在长安光德坊的旅舍中。每日"晨炊廪给，夜膏继晷"，以粗陶碗盛放笔墨，在《答崔立之书》中自陈："仆在京城八九年，无所取资，日求于人，以度时月。"其应试诗赋多散佚，唯《长安交游者赠孟郊》等诗中"陋室有文史，高门有笙竽"之句，可窥见寒士面对朱门时的复杂心绪。

这年进士科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鲍防，《登科记考》载当年取进士二十七人。韩昌黎在《上宰相书》中痛陈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。"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更详记其"凡四举进士，六年乃登第"。现存《省试学生代斋郎议》或为此时应试之作，文中引《周礼》《汉书》凡十二处，恰合《唐摭言》所载"不考程试文字，唯采名望"的取士标准，然终究未能折桂。

落第后韩愈作《出门》诗："长安百万家，出门无所之。"其《与李翱书》中回忆："仆在京城，穷窘颇甚，惟衣与食，朝夕不能充。"遂有东归河阳之举，《新唐书》本传记其"去京师，东游梁宋"。然此番挫败反激其文思，《争臣论》《原道》等雄文雏形，或许正孕育于城南樊川的踟蹰之中。

再次应进士举，不中

贞元三年春，长安槐柳新绿之际，韩愈再踏进士试场。这已是他第四次折戟科场，《旧唐书》本传载其"凡四举于礼部乃得第"，而此次恰为第三次失利。时年二十的韩愈，虽怀"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"的苦志（《进学解》），却仍未能叩开仕途之门。

考场设在礼部南院，棘围深锁中，韩愈面对帖经、杂文、时务策三场试目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是年试题或涉《春秋》"梁亡"之义，韩愈所作《明水赋》虽"词理雅驯"，然考官独孤绶更重骈俪工巧。其《上宰相书》自陈"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，迹不及于官府寺观之涂"，可见落第后窘迫之状。

放榜日，曲江畔杏园宴罢，韩愈独归寓所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其"益苦学，务穷圣人之奥"，每日"鸡鸣而起，孜孜焉亦不为利"。然此时长安米贵，他不得不作《答崔立之书》自嘲："退自取所试读之，乃类于俳优者之辞，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。"其愤懑可见一斑。

是年冬，韩愈离京东归。途经潼关作《感二鸟赋》，借笼中贡鸟"惟进退之殊异，增余怀之耿耿"讽喻科场不公。马其昶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考此赋"实悲己之不得志"，其"时命之大谬"之叹，正与《唐才子传》所载"愈屡试不第，坎坷困顿"相印证。

此番失利后，韩愈转投汴州董晋幕府。其《与卫中行书》云"仆在京城八九年，无所取资，日求于人以度时月"，道尽举子辛酸。然贞元八年终以《不迁怒不贰过论》及第，恰如《新唐书》所言"愈锐意钻仰，欲自振于一代"。

第三次应进士举，仍不中

贞元五年的长安城，槐花正落满朱雀大街。三十一岁的韩愈独坐于赁居的陋室，案头堆叠的《诗》《书》注疏间，斜插着三日前礼部放榜的名单——这已是第三次，他的名字依然不在其列。

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，彼时"愈自以孤子，幼刻苦学儒，不俟奖励"，却连续遭遇"贞元二年、五年、七年三试不第"的窘境。他在《答崔立之书》中自陈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"，字里行间浸透着寒士的苦闷。当时科举取士"岁不过三十人"（《通典·选举》），而应考者常逾千人，白居易所谓"千人一得，其难可知"（《策林》），恰是韩愈处境的写照。

这年科场风波尤甚。主考官刘太真因"取士不精"遭贬谪，《唐会要》卷七十六记载其"取舍非当，时论沸腾"。韩愈在《赠张童子序》中暗讽："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"，暗示落第非才学不济。他后来在《上宰相书》中更直言："礼闱所试，赋、诗、策而已，亦何所发明"，矛头直指科举程式之弊。

落第后韩愈作《马厌谷》以明志："马厌谷兮，士不厌糠籺。土被文绣兮，士无短褐。"以骏马食禄与寒士饥馑作比，暗用《诗经·小雅》"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"的典故。其《复志赋》更以"昔余之约兮志岂忘，俟功名之彰兮鬓已苍"的沉痛，道尽十年蹉跎之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失败促使韩愈转向"古文"创作。其《答李翊书》云："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"，正是贞元年间苦闷中的觉悟。宋代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指出："退之三试不第，乃锐意复古"，可谓因祸得福。而此刻的长安暮春，这个屡挫屡战的河南士子，正将落第的悲愤化作砚中墨浪，在竹简上写下《原道》的初章。

第四次应进士举，终于登第

贞元八年（792年）春，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新叶初绽，礼部南院的放榜墙前早已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举子。时年二十五岁的韩愈站在人群外围，青衫被晨露浸得微潮。这已是他第四次站在此地看着金榜题名——前三次的落第记忆仍如刀刻，据其《答崔立之书》自述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"。当"韩愈"二字终于跃入眼帘时，这个在《旧唐书》中被称为"操行坚正，鲠言无所忌"的年轻人，竟一时"恍然疑在梦寐"（《与卫中行书》）。

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由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，梁肃、王础等八人协助阅卷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当年试题为《明水赋》《御沟新柳诗》，韩愈以"古文"笔法破除骈俪桎梏，其《明水赋》中"明德惟馨，玄功不宰"之句暗合陆贽"黜华求实"的取士标准。与他同榜的还有后来名动天下的欧阳詹、李观等二十三人，史称"龙虎榜"（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）。韩愈在《与祠部陆员外书》中特别提及："其后一二年，所与及第者，皆赫然有声。"

登第后的韩愈并未立即释褐授官。按唐代制度，进士及第后需经吏部铨选，他在《上宰相书》中坦言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。"这段等待的岁月里，他暂居长安升道坊，与孟郊、李翱等切磋诗文。其《长安交游者赠孟郊》诗云："陋室有文史，高门有笙竽"，可见虽身处困顿，仍保持着"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"（《进学解》）的治学姿态。

这场迟来的及第，实为韩愈文学革新的重要转折。其《省试学生代斋郎议》即作于此时，文中"学生不通经史，斋郎不习礼仪"的尖锐批评，已初现后来"文以载道"的思想锋芒。宋代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评价："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，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，则十年犹布衣。"正是这四举登第的曲折经历，锻造出后来那位"文起八代之衰"的宗师风骨。

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，不中

贞元九年（793年）春，长安槐花正盛时，三十四岁的韩愈再度踏入吏部贡院。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，前两次铩羽而归的阴影仍萦绕心头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愈自以才高，累被摈黜"，其《上宰相书》中更自陈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"，字字皆是血泪。

科场之上，韩愈挥毫作《省试学生代斋郎议》。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三详录此题，要求考生辩论"学生可否替代斋郎祭祀职责"。韩愈引《周礼》《礼记》为据，以"斋郎奉宗庙社稷之事，不可委之学官子弟"立论，其文虽合古义，却终未获考官青睐。同时应试的柳宗元在《与杨京兆凭书》中回忆："（韩愈）文虽奇，不中程式"，道破其中关窍——宏词科重骈俪章法，而韩文独抒己见的气势反成桎梏。

放榜那日，韩愈独坐靖安里寓所，窗外传来新科进士游街的鼓乐声。他在《答崔立之书》中记述此刻："退自取所试读之，乃类于俳优者之辞，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。"唐人李翱《韩公行状》称其"每以为选试之文，类于俳优"，可见其内心对科场程式的抵触。这场失利促使他写下《闵己赋》，"君子有失其所兮，小人有得其时"之句，正是《韩昌黎文集》中最沉痛的喟叹。

是年冬，韩愈三上宰相书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记其"言辞恳恻"，然执政者赵憬、贾耽等"皆不之省"。他在《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中直言："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，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"，道尽寒士攀附无门的窘迫。宋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评此事云："观韩公屡黜之由，盖当时取士以声病章句为主，而愈之文雅奥奇崛，不合时宜也。"

此番落第后，韩愈辗转汴州董晋幕府。其《与卫中行书》云："在京师时，衣食日求于人"，道出唐代落第举子的普遍困境。直到贞元十二年（796年），他方以"试秘书省校书郎"之衔入仕，这段"三试吏部不售"的经历，终成其《进学解》中"跋前踬后，动辄得咎"的沉痛注脚。

第二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，又不中

贞元十年（794年）的长安，槐花正盛。三十七岁的韩愈立于礼部南院粉墙之下，望着新张的榜文，目光掠过那些陌生的名字，最终垂下眼帘。这已是他第二次折戟博学宏词科，《旧唐书》载其"屡试宏词，不中选"，朱笔勾画的名单里，终究没有"韩愈"二字。

三年前初试此科时，他尚怀着"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"的意气（《进学解》），如今却只能将青袍袖中的策论草稿攥出深痕。据其《答崔立之书》自述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"，可知此番落第后，他连吏部铨选资格都未能取得。长安酒肆中，同科举子常见这位河南士子独酌，醉后以箸击案，吟诵其《马说》中"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"之句，声调怆然。

考功员外郎陆贽此年主试，韩愈在《与祠部陆员外书》中透露，自己曾献文"执事一见其文，未始不当于心"。然唐代宏词科取士极严，《通典·选举三》记载需"试文三篇"，且须"宏丽超拔"，韩愈那些"唯陈言之务去"的革新文章（《答李翊书》），在崇尚骈俪的考场上终究难觅知音。其《上宰相书》中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"的慨叹，正是此际最真实的写照。

落第后他暂居长安光德坊，常与孟郊论诗。某夜风雨大作，韩愈忽掷卷而叹："贤者恒不遇，不贤者比肩青紫！"（《与崔群书》语意）孟郊见其案头摊开着《孟子·尽心篇》，"穷则独善其身"数字被朱砂反复勾勒。这段经历后来化作《赠崔复州序》中的痛切之语："士之行道者，不得于朝，则山林而已。"

是年冬，韩愈离京东归。过潼关时，他在《复志赋》中写下"始专专于讲习兮，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"，字里行间仍带着科场淬炼后的锋芒。历史在此埋下伏笔——这次挫败促使他转向古文创作，正如皇甫湜《韩文公墓志铭》所言："及其为文，词必己出，后学者师之。"贞元十年的落第，竟成中国文学史一大转捩。

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，依旧不中，离开长安

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春，长安城柳絮纷飞，韩愈独坐于赁居的陋室中，第三次展开博学宏词科的榜文。指尖划过陌生的姓名，终不见"韩愈"二字。《旧唐书》载其"凡三试于吏部而不售"，此刻砚中残墨凝冰，案头《原道》草稿犹带墨香。

他推开斑驳的窗棂，朱雀大街的喧嚷扑面而来。据其《上宰相书》自述："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"，三年间"饥不得食，寒不得衣"，甚至"晨炊不给，恒饥终日"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此时境况："在京师困甚，归耕洛阳"。窗外卖炭翁的吆喝声与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》中"有君无臣，谁与理"的诘问交织，炭车轧过青石板的声响，恍若碾碎了他"欲进短策于辇毂之下"的抱负。

离京那日，马嵬驿的桃花正艳。韩愈解下佩囊，取出珍藏的进士及第时金花帖子，任其飘落渭水。《答崔立之书》中追忆："当其时而自谓可行道，今然后知君子待时"。驽马踏过灞桥残雪，身后巍峨大明宫渐成剪影，唯有《马厌谷》诗"马厌谷兮，士不厌糠籺"的叹息萦绕长亭。

东归途中经渑池，见旧题壁诗墨迹犹存。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记其"既黜，益自刻苦为学"，韩愈于此写下"人生如此自可乐"（《山石》），然《复志赋》却道出"昔余之约兮志岂忘，情惘惘兮聊自降"的悲怆。黄河浊浪拍打船舷，如《送穷文》所言"携朋挈俦，去故就新"，一叶扁舟载着未竟的《五原》之思，消失在函谷关的暮霭中。

受董晋推荐，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

贞元十二年（796年）的洛阳城，秋风正扫过尚书省的青砖黛瓦。时年二十九岁的韩愈在董晋幕中"以文章知名"，这位日后被苏轼誉为"文起八代之衰"的文学家，此刻正迎来仕途转折的关键时刻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晋为宣武军节度使，表署观察推官"，这一纸荐书犹如暗夜明灯，照亮了韩愈沉浮多年的宦海之路。

董晋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时，特意征辟这位"操行坚正，鲠言无所忌"的年轻文士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载此事云："晋为汴州，请公为观察推官，除秘书省校书郎"，可见此次任命还带有朝廷正式授职的特殊恩遇。韩愈在《与崔群书》中自陈"在汴州二年，从事于观察府"，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宣武军治所汴州乃漕运咽喉，节度使幕府中人才济济。韩愈在此不仅处理"佐戎幕"的日常事务，更与孟郊、李翱等文人诗酒唱和，其《醉留东野》诗中"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"的慨叹，正是这段幕僚生涯的精神写照。据《新唐书》本传记载，他在此期间"务推扬人之善"，这种品格深得董晋赏识。

然而这段仕途春风仅持续两年余。贞元十五年（799年）董晋薨逝，韩愈护丧离汴，《祭董相公文》中"公之薨殁，二纪于兹"的哀思，见证着这段知遇之恩的深厚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特别记载"晋以韩愈为观察推官"之事，可见此次荐举在唐代政治史上具有典型意义——它既是中唐时期藩镇延揽文士的缩影，更成为韩愈"道济天下之溺"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。其《答崔立之书》所言"在幕府中，得暇则为学"，恰是这段经历的最佳注脚。

董晋卒，韩愈随丧出，后徐州张建封辟为节度推官

贞元十五年（799年）二月三日，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薨于汴州。是日，汴州城内白幡如雪，哀声动地。韩愈时以观察推官佐董晋幕府，闻此噩耗，顿觉"天乎！何遽夺公之速也"（《祭董相公文》）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晋卒，愈从丧出。"其扶柩南归，沿途见汴军骄横之状，已暗伏后来兵变之祸。

时值春寒料峭，韩愈素服徒步，随丧车出汴州四日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详记其状："及董晋薨，汴州乱，兵杀留后，愈先出汴州，得免。"此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韩愈后在《此日足可惜赠张籍》诗中追忆："是年京师旱，田亩少所收……萧条资用尽，濩落门巷空。"其困顿之状，跃然纸上。

未几，徐州刺史张建封遣使致聘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云："愈去汴州，徐帅张建封辟为节度推官。"韩愈《与孟东野书》自述："去年春，脱汴州之乱，幸不死，无所于归，遂来于此。"其入徐幕当在三月间。建封雅好文学，《旧唐书》称其"性宽厚，容纳人过"，待韩愈甚厚。然韩愈《上张仆射书》直言"晨入夜归，非有疾病事故，辄不许出"，显见其不惯幕府拘束。

在徐期间，韩愈作《赠崔复州序》，暗讽建封赋敛过重。又撰《闵己赋》自伤不遇："昔颜氏之庶几兮，在隐约而平宽……固余异于牛马兮，宁止乎饮水而求刍？"其耿介之气，已现端倪。至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五月，建封卒，韩愈即离徐州西归洛阳。此段经历，正如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所评："见功于徐，去徐而徐人思。"

春，韩愈回到长安，任四门博士

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春，长安城东市槐花初绽时，韩愈踏着新科进士的荣光重返帝都。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其"调授四门博士"，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学府此刻正浸润在太学钟声里。监察御史陆贽在《翰苑集》中记当时学官选拔"必选经术精深、操履端洁者"，而韩愈《答崔立之书》自陈"在京师时，好以文齿士"，其《师说》"传道授业解惑"的宣言，恰是四门馆授经时的真实写照。

博士厅的青砖地上，韩愈展开《礼记》竹简的身影被学生皇甫湜记录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："每日昃，为诸生辩析经义，音若洪钟"。刘禹锡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提及当时"四门博士月俸四贯"，韩愈却于《与卫中行书》中言"虽饥寒，不敢道辛苦"，这种清贫坚守在白居易《策林·养才》中得到印证："博士之官，秩虽卑而任实重"。

暮春讲《毛诗》时，韩愈常引《五经正义》与诸生论辩。李翱《李文公集》记载其"说《关雎》后妃之德，必推本于王道兴衰"。某夜批阅课业至三更，烛花爆裂声中写就《进学解》初稿，文中"业精于勤荒于嬉"正是对四门馆生的训诫。据《唐六典》卷二十一载，四门博士需"掌教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为生者"，韩愈在《论今年权停举选状》中痛陈"生徒苟且"之弊，可见其教学之严。

初夏暴雨日，韩愈踏着学馆积水巡视斋舍，见诸生抄写《春秋》脱漏三传，当即援引《经典释文》补正。此事后为弟子李汉编入《昌黎先生集》注文。期间与张籍论《仪礼》的往来书信，被收入《全唐文》卷五百四十二，其中"礼者，所以章疑别微"的见解，正是四门授课的精华。当秋风吹落槐叶时，这位"抗颜而为师"的博士，已在国子监西廊留下三十卷经学讲义——这在后世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犹见著录。

改任监察御史，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，请减免赋税，被贬为连州阳山令

贞元十七年冬，长安城朔风怒号，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枝丫如铁戟般刺向灰蒙天际。监察御史韩愈踏着官廨石阶上未消的残雪，怀中奏疏犹带墨香。《论天旱人饥状》的绢帛在他掌心发烫，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京畿道饿殍"或至相食"的惨状，与史官笔下"田种所收，十不存一"的灾情相互印证。

是年关中自春徂秋不雨，韩愈亲见万年县老农跪在龟裂的陇亩间，以陶碗舀取沟渠浊水的情景。据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载，朝廷虽"出太仓粟赈贷"，然官吏"征督愈急"，正如韩愈奏章所斥"有司束湿薪之令，急于星火"。他在御史台值夜时，曾见小吏抄录的户部牒文，上面赫然写着"京兆府欠税七万斛"，这个数字与《通典·食货志》中"贞元十七年大旱"的记载相互勾连，在他胸中燃起一团火。

腊月望日，紫宸殿前的铜鹤在寒霜中沉默。韩愈伏案重读《贞观政要》，魏征谏太宗"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"之言如钟磬鸣响。他遂以"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"起笔，引《春秋》灾异说为据，恳请"特敕京兆府"停征赋税。这份奏疏后来被宋人辑入《韩昌黎文集》时，仍可见朱笔删削痕迹——当年德宗批阅至此，竟在"弃德崇奸"四字旁朱批"狂妄"二字。

贬谪的敕书在除夕前送达。据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记述，韩愈接旨时"朝衣未解"，即日便策驴出蓝田关。途经商於古道时，他在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》诗中写道："是年京师旱，田亩少所收。上怜民无食，征赋半已休。"这与其奏章中"租赋之间，例皆蠲免"的谏言形成微妙呼应，可见虽遭贬黜，其主张终被部分采纳。清人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特别指出："韩公阳山之贬，实因言旱饥太过，触权要之怒。"这个细节在《顺宗实录》里得到佐证，书中提到"幸臣恶其直"，暗示着裴延龄等聚敛之臣的从中作梗。

当韩愈的驴车碾过连州瘴雾时，长安城正迎来元和新年的上元灯火。这场因"考详得失"引发的政治风波，最终化作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中那句泣血之言："臣虽至愚，窃独悲之。"千年后，我们仍能从这些墨迹里触摸到一个儒者"欲为圣明除弊事"的体温。

在阳山令任上

贞元十九年冬，岭南道连州阳山县衙的檐角积着薄霜。韩愈推开案前牒文，墨色在麻纸上洇开如嶙峋山影——这正是他贬谪阳山的第二个年头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贞元末，以监察御史疏论宫市，贬阳山令。"这位曾以《师说》震动文坛的儒者，此刻正以县令身份丈量着大唐最蛮荒的疆土。

阳山地势"如舟之覆"，韩愈在《送区册序》中自述："阳山，天下之穷处也。陆有丘陵之险，虎豹之虞；江流悍急，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。"瘴疠弥漫的山水间，他每日"带锄而行"，按《新唐书》记载率民"凿井耕田，教民稼穑"。县衙西侧的榕树下，常聚着听讲《论语》的俚人，韩愈以炭枝在青石板上书"孝悌忠信"四字，岭南暑气蒸腾着墨香，竟引得"獠人渐知礼法"（《阳山县志·名宦》）。

某日处理一桩争田案时，韩愈发现《唐律疏议》与当地"畲田制"抵牾。他连夜查阅《永徽律》，在《韩昌黎文集》中留下批注："法意本乎人情，当随俗而化。"最终以"三年轮耕"之法平息纠纷，此事后来被录入《通典·食货志》作为化夷典范。秋收时，他见山民仍用"火耕水耨"古法，便遣人赴韶州取来曲辕犁图样，命县中铁匠仿制。宋人晁补之《续楚辞》曾咏此事："韩子阳山教，百器始知方。"

腊月祭灶日，县学传来稚子诵《毛诗》声。韩愈立于庑廊下，望着远处骑田岭的雪线，想起去年此时在长安与孟郊的联句。忽然驿卒送来柳宗元书信，中有"俟罪非真吏"之句，他抚卷苦笑。据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记载，韩愈在阳山"为政期年，民无夭札"，却始终难忘"朝为青云士，暮作白首囚"（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）的愤懑。

除夕夜，他与小吏共饮当地"酃绿酒"，醉后在《答张十一功曹》诗中写道："未报恩波知死所，莫令炎瘴送生涯。"烛花爆裂声中，岭南的春风正悄然越过五岭，而历史将记住这个在瘴烟里播种文明的冬天。

遇赦北还，途经郴州，待命。后授江陵法曹参军

元和元年（805年）正月，唐宪宗大赦天下，谪居阳山的韩愈终得"遇赦北还"。这位曾因谏迎佛骨而触怒天颜的文人，此刻正踏着春泥，沿着湘水南下郴州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愈自阳山移江陵法曹参军，待命于郴州三月"，其行囊中除却几卷诗书，更装着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中"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"的苍凉感慨。

郴州城郭在潇湘烟雨中若隐若现，韩愈暂寓于城北的燕泉亭。清人王昶《金石萃编》收录的《燕喜亭记》残碑，犹见"郴之为州，在岭之上"的笔迹，正是韩愈在此待命期间，应刺史李伯康之请所作。他在文中以"衡阳以南，山益高，水益峻"的笔法暗喻仕途险峻，却仍不忘"乐其山水之胜"——这种在逆境中保持的文人雅趣，恰如他在《送廖道士序》中所述："气清而容悫，学博而文工"。

待命期间，韩愈与当地文人唱和往来。据《全唐诗》收录其《叉鱼招张功曹》诗，可见他与张署等旧僚"鸣榔截横浦，炬火渡江湄"的渔猎之乐。然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载法曹参军"掌律令格式、鞫狱定刑"，当江陵任命抵达郴州时，这位曾写下"欲为圣明除弊事"的诗人，终究要面对"判司卑官不堪说"的现实。他在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中直言："孤臣昔放逐，泣血追愆尤"，道尽迁谪之苦。

郴江日夜北流，韩愈的舟楫终要顺流而下。清人陈景云《韩集点勘》考据其行踪："三月受命，四月启程"。临行前所作的《郴口又赠二首》，以"山作剑攒江泻镜"喻宦海沉浮，更以"功名欺老病，泪尽数行书"作结。这段待命时光，恰似他在《祭郴州李使君文》中所言："暂即幽翳，倏昭阳春"，成为其政治生涯转折的关键节点。

奉召回长安，任国子博士

元和元年（806年）六月，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盛，一骑快马踏着碎金般的阳光驰入明德门。风尘仆仆的韩愈勒马遥望巍峨皇城，怀中揣着那道改变命运的诏书——"召授国子博士"。此刻距他贬谪阳山已逾三载，《旧唐书》载其"量移江陵法曹参军，未几召还"，这突如其来的转机，实与唐宪宗新即位锐意改革有关。

新任国子监祭酒郑余庆对这位古文大家青眼有加，《韩昌黎文集》中《祭郑尚书文》追忆"公为博士，始获拜趋"，可见此番任命暗含知遇之恩。当韩愈身着浅青官服立于国子监讲堂时，斑驳的阳光透过棂窗洒在《五经正义》的卷轴上，他或许想起《进学解》中所述"晨入太学，招诸生立馆下"，这正是他日后在长安三年博士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，国子博士"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"，而韩愈的教学却打破了等级藩篱。其弟子皇甫湜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中记载"讲评孜孜，以磨诸生，恐不完美"，甚至出现"韩门弟子"的称谓。在平康坊的寓所里，他常与张籍、孟郊等文人论道至深夜，李翱《祭吏部韩侍郎文》描绘当时盛况："四方之士，其往如归。"

这段清贫却充实的教学生涯，在《答崔立之书》中可见端倪："仆在京城八你好，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，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。

分司东都，授都官员外郎，判祠部

元和四年（809年）六月，韩愈由国子博士改官都官员外郎，分司东都洛阳，判祠部事。这一任命看似寻常，实则暗含朝廷对其才干的认可。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转都官员外郎，分司东都判祠部"，短短十二字，却勾勒出这位文豪仕途中的重要转折。

时值盛夏，洛阳城中槐荫匝地。韩愈甫一上任，便面临祠部繁杂事务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，都官员外郎属刑部，从六品上，掌配没隶、簿录俘囚等事；而判祠部则需负责"祠祀享祭，天文漏刻，国忌庙讳"等礼仪要务。两职叠加，可见其责之重。白居易时任左拾遗，在《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》中赞其"学有师法，文多古风"，正是对此时期韩愈能力的侧面印证。

判祠部期间，韩愈处理过一桩震动朝野的"柳涧案"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三》详细记载：东都留守郑余庆弹劾县令柳涧贪腐，韩愈复查时发现证据不足，竟上书为柳涧辩白。此事最终导致韩愈被贬，但《新唐书》特别点明"愈发言真率，无所畏避"，其刚直品性跃然纸上。

在洛阳的这段岁月，韩愈的文学活动亦未停歇。其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《与冯宿论文书》等名篇皆作于此时。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记其"分司东都，益疏直自遂"，可见洛阳相对宽松的环境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于此间开始酝酿《原道》《原性》等奠定道统思想的重要著作，《韩昌黎文集》中多篇与僧徒往还的书信，亦反映出判祠部期间对宗教事务的深入思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韩愈此次任职仅维持七月余。《旧唐书》明确记载："五年，改河南县令"，但这短暂任期却成为其政治生涯的独特注脚。清人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评价："分司官虽闲，而愈独能举其职"，恰道出了这段历史的价值所在——在看似闲散的东都职位上，韩愈依然以儒家精神践行着士大夫的职责，这种态度正是其"文起八代之衰"的人格根基。

改任河南令，因不阿附权贵，受到排挤

元和五年冬，长安城的风雪裹挟着肃杀之气，韩愈接过一纸调令，改任河南令。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文坛领袖，在《祭河南张员外文》中自述"愈不协于时，始贬阳山，今复谪于河南"，字里行间已透露出政治漩涡中的孤愤。

履新之际，河南府衙的案牍堆积如山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，当时"河南多豪右，政令不行"，韩愈却以《论天旱人饥状》中那般刚直，对权贵"绳之以法，无所假贷"。皇甫湜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中记载其"诛锄奸豪，正色立朝"，竟使得"豪族敛手，街衢肃然"。某日处置郑氏宗族强占民田案时，这位以"焚膏油以继晷"自勉的县令，在《河南府同官记》中写下"法不可枉"四字判词，全然不顾郑氏与当朝宰辅的姻亲关系。

次年春，报复如骤雨袭来。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七十六明确记载："执政不喜其直，改职方员外郎。"权贵们操纵考课，以"苛察"之名弹劾。韩愈在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中暗讽时局："伺候于公卿之门，奔走于形势之途。"其门生李翱在《韩公行状》中痛陈："公在河南，豪猾畏之。既去，故态复萌。"最令人唏嘘者，当属韩愈离任时所作《赠崔复州序》，其中"刺史县令，为民师帅"之语，恰与其遭遇形成尖锐反讽。

这场政治风波在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四》中不过寥寥数笔，却折射出中唐官场生态。晚年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追忆："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。"这十二字，或许正是对河南任上遭遇最凝练的注脚。

复任国子博士

元和七年（812年）的春风吹过长安城时，韩愈的青衫再度拂过国子监的石阶。这已是他第三次踏入太学讲堂，《旧唐书》载其"复为国子博士"，看似寻常的任命背后，却藏着一段"才高数黜"的辛酸。当年因论宫市被贬阳山的旧伤未愈，五年前调任东都分司的冷落犹在，此刻的回归，恰似他《进学解》中自嘲的"冗不见治"——朝廷对这个总爱直言的书生，终究是既厌其烦又难以割舍。

新职的俸禄薄得可怜，《韩昌黎文集》中《答崔立之书》直言"岁廪不足赡嫠幼"，连孤寡家眷都难养活。但这位四十五岁的博士却在讲堂上迸发出惊人能量，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载他"晨入夜归，讲评不倦"，将《春秋》《尚书》讲得"耸动群听"。某日讲到《尧典》"光被四表"句，他突然拍案质问太学生："汉儒解经如蒙童诵书，诸君亦愿做寻章摘句的老蠹鱼否？"惊得监丞急报祭酒，而年轻学子们的眼睛却亮了起来。

这年秋试放榜日，国子监生徒刘述古、韦纾等十七人联袂登第，创下元和年间最高记录。《唐摭言》特别记载这些进士"皆韩门弟子"，惹得宰相李吉甫在政事堂冷笑："韩退之教得《毛诗》博士做得好考官！"话传到国子监，韩愈当即写下《施先生墓铭》，借悼念前任博士施士丐暗讽："公卿不闻师，而学子得所宗。"其门生皇甫湜后来在《韩文公神道碑》中透露，此文惹得"当路者侧目"，为次年再贬河阳埋下祸根。

冬日讲经时，他总爱在炭盆边暖着冻疮的手。某夜批阅课业至三更，忽见窗棂积雪映出《师说》草稿，遂提笔补上"弟子不必不如师"句。这看似在勉励太学生，实则是自我宽慰——三为博士的屈辱，终将化作桃李芬芳。次年春，当他接到都官员外郎的任命时，《新唐书》记载其"色不豫"，反倒对送行的学子们笑道："此去但求无愧'好为人师'四字。"国子监的古柏在他身后沙沙作响，仿佛应和着历史深处的回响。

升任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，奉命修撰《顺宗实录》

元和九年（814年）冬，长安城朔风凛冽，紫宸殿前的枯槐在寒风中簌簌作响。五十一岁的韩愈接到一纸墨迹犹湿的敕书："可守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"。据《旧唐书·宪宗本纪》载，此任命正在十二月壬申（二十五日），距其因《论佛骨表》贬谪潮州已过五载春秋。

新履职的比部郎中执掌天下财赋审计，然韩文公更重史笔之责。当他踏进位于门下省之北的史馆时，案头已堆满德宗、顺宗两朝起居注，泛黄的麻纸上墨痕如新。《韩昌黎文集》中《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》记载："去八年十一月，臣在史职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《先帝实录》三卷。"可见这项浩繁工程实为接续前任未竟之业。

修撰期间，韩愈常与监修国史的李吉甫论辩至夜分。李肇《翰林志》载其"每至夜分，烛跋之际，常前席执简"，二人对顺宗朝"永贞革新"评价迥异。韩愈在《顺宗实录》中秉笔直书王叔文集团"朋党喧哗，荣辱进退生于造次"，却也不讳言其改革宫市、五坊使等弊政的功绩，这种"不虚美，不隐恶"的史笔，后遭文宗朝宰相路随指为"刊去元非"，但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仍多采其说。

长安坊间流传着史官深夜修史的轶事。刘禹锡《祭韩吏部文》追忆："夜分归休，颒沐冠带。烛尽笔枯，蚊虻扑缘。"而韩愈在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中自陈状态："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，宜守中道"，其谨慎态度与五年前谏迎佛骨的锋芒判若两人。据《唐会要》卷六十四载，这部五卷本的实录于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夏完成，成为唐代留存至今的唯一完整实录。

当韩愈将装帧精美的实录呈递延英殿时，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校勘。后世学者从《郡斋读书志》发现，此刻本与宋代所见已有出入，盖因历经唐文宗、武宗两朝政治清洗所致。然韩愈在《实录》中记录的"宫市罢、五坊使禁"等事，终成后世了解永贞革新最珍贵的原始文献，其"据事实录，善恶必书"的原则，正如他在《答崔立之书》中所言："君子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"，在唐传奇盛行的时代，为历史存照留下一方净土。

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，任行军司马，因功升任刑部侍郎

元和十二年的淮西大地，烽烟蔽日，旌旗猎猎。五十四岁的韩愈以行军司马之职随同宰相裴度出征，青衫文士腰悬宝剑，在铁甲洪流中显得格外醒目。《旧唐书》载："会朝廷讨蔡州，诏愈为行军司马"，这位以文名动天下的昌黎先生，此刻正以"文臣知兵"的身份踏入金戈铁马的疆场。

行军途中，韩愈常于营帐秉烛疾书。据其《论淮西事宜状》记载，他详细分析"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"，主张"以招抚为先"；又建言"断牛元翼粮道"的战术，这些方略后来均被裴度采纳。当大军行至郾城时，韩愈亲临前线督运粮草，《新唐书》称其"凡所经画，皆合机宜"，连素来倨傲的武将李愬亦对其肃然起敬。

十月雪夜，李愬奇袭蔡州。韩愈在裴度中军帐内彻夜未眠，烛光映照着案几上墨迹未干的捷报奏章。当吴元济被槛送京师时，正是韩愈执笔撰写《平淮西碑》，文中"帝有恩言，相度来宣"的雄文，后来虽因争议被磨去，但苏轼仍赞叹其"毫发无遗恨，波澜独老成"。

凯旋之日，韩愈因军功耀升刑部侍郎。白居易在《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》中特别褒扬其"兼文武之用，操刀必割"。而这位刚直的文臣不会想到，两年后的《谏迎佛骨表》将使他远贬潮州。但此刻的长安朱雀大街上，春风得意的韩侍郎马蹄轻疾，腰间还残留着淮西战场的霜雪气息。

宪宗迎佛骨入大内，韩愈上《论佛骨表》，力谏宪宗不要迷信佛教，触怒宪宗，被贬为潮州刺史

元和十四年正月，长安城尚沉浸在迎佛骨的狂欢中。朱雀大街上"王公士庶奔走舍施，唯恐在后"，百姓有"废业破产、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"。就在这举国若狂之际，御史台那方青砖小院里，韩愈正将狼毫狠狠掷入笔洗，墨色在清水中绽开，犹如他胸中翻涌的郁愤。

"佛本夷狄之人，与中国言语不通，衣服殊制。"他在新写的奏章里劈头便是一句惊雷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，这位刑部侍郎连夜草就的《论佛骨表》，字字皆带锋芒："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。自后汉时流入中国，上古未尝有也。"他引梁武帝事为鉴："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"，笔锋直指凤翔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："枯朽之骨，凶秽之余，岂宜令入宫禁！"

正月初八的朝会上，这份奏章在百官手中传递。当读到"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"时，宪宗脸色骤变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"上得表大怒，出示宰相，将加愈极刑。"裴度、崔群等跪谏"愈虽狂，发于忠恳"才免死罪。但贬书仍如雷霆般降下：即刻赴潮州任刺史。

离京那日雪虐风饕，韩愈在蓝关遇侄孙韩湘，留下"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"的绝唱。据《韩昌黎文集》收录的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，他跋涉三月抵达潮州时，见"州南近界，涨海连天，毒雾瘴氛，日夕发作"。这个曾写下"焚之惑愚民"的儒者，却在瘴疠之地办乡校、驱鳄鱼，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于岭南。

后世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评此事："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"那个在佛光缭绕中独擎儒帜的身影，终究用八千里蛮烟瘴雨，丈量出了士大夫的风骨。

量移袁州刺史。不久，被召回朝，拜国子祭酒

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正月，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，穆宗即位。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宫闱变故，却为远贬潮州的韩愈带来了转机。新帝登基大赦天下，韩愈得量移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，《旧唐书》本传载："量移袁州刺史"四字，看似平淡，实则是这位文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。

袁州虽比潮州略近中原，仍是"瘴疠之地"。韩愈到任后，立即着手革除当地"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"的陋习，《韩昌黎文集》中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》详细记载了他上奏朝廷的举措："准律，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。臣到任后，检寻州界内，计七百三十一人。"其雷厉风行之态，可见一斑。清人储欣在《唐宋十大家全集录》中评曰："袁人至今思之，立祠以祀"，足见其德政之深。

正当韩愈在袁州励精图治之际，长安城内的政治风向已然转变。《新唐书·穆宗纪》载："（元和十五年九月）辛未，召韩愈为国子祭酒。"这一任命意味深长——国子祭酒乃"三品清望官"，主管全国教育，非德才兼备者不可居之。唐代李翱在《韩公行状》中特别记载："召拜国子祭酒，天子有意公卿之位矣"，暗示着韩愈将进入权力核心。

离袁之日，百姓攀辕遮道。南宋王十朋《游东坡十一绝》注引古碑记载："韩愈自袁州还朝，百姓儿童呼名追送，感激泣下。"此情此景，恰似他在《别知赋》中所云："岁癸未而迁逐，侣虫蛇于海陬。遇恩波而东徙，飘沧海之一舟。"只不过此番东徙，终是向着长安的曙光。

返京途中，韩愈经韶州遇张蒙，作《量移袁州酬张韶州》诗："明恩殊未报，敢谓征行李。心讶愁来惟贮火，眼看别后更添丝。"诗中"明恩"二字，既指皇恩浩荡，亦暗含对仕途的审慎期待。清人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点出："此诗悲喜交集，忠爱缠绵，绝去怨怼之习。"

长安的晨钟暮鼓再次为韩愈响起时，这位历经磨折的文宗巨匠，将以国子祭酒之尊重振儒林。《旧唐书》记载其"复为国子祭酒，奏儒生为学官，日使会讲。生徒多奔走听闻，皆喜曰'韩公来为祭酒，国子监不寂寞矣'"。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谓之"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"，诚非虚誉。自潮州至袁州，再归长安，韩愈用他的如椽大笔，在唐王朝的中兴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。

转任兵部侍郎

长庆元年（821年）七月，长安城暑气未消，一道制书自大明宫传出："朝议郎、守尚书吏部侍郎、上骑都尉、赐紫金鱼袋韩愈，可守兵部侍郎，散官、勋封如故。"（《韩愈年谱》引《旧唐书·穆宗纪》）此番转任，正值朝廷用人之际。时幽州军乱，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遇害，河北再生动荡，兵部职方司案牍堆积如山。

韩愈接掌兵部时，恰逢朝廷对镇州用兵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："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，官军三面救之，皆以乏粮不能进。"兵部侍郎需"掌武选、地图、车马、甲械之政"（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），韩愈每日需处理"羽书狎至，戎车递驰"的紧急军报（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）。其《奉和兵部张侍郎酬郓州马尚书祗召途中见寄》诗中"旗穿晓日云霞杂，山倚秋空剑戟明"之句，或可窥见当时军务繁剧之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转任实为重用。唐代兵部侍郎正四品下，与吏部侍郎同列六部次官要职。考《韩昌黎文集》中《祭马仆射文》自称"兵部侍郎韩愈"，文末署"长庆二年正月"，可知其在此任长达半年。期间最大功绩当属宣慰镇州，《旧唐书》本传详载："愈既行，众皆危之。元稹言：'韩愈可惜。'穆宗亦悔，诏愈度事从宜。"其临行前《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》诗"日驰三百自嫌迟"之句，犹见老臣赤诚。

然《新唐书》指其任内"会赦，改吏部侍郎"，实际据《唐会要》卷五七，长庆二年二月韩愈以"前兵部侍郎"身份与李绅辩论台参事宜，可见转任吏部当在此后。清人方成珪《昌黎先生诗文年谱》考订精确："长庆元年七月，转兵部侍郎。二年九月，转吏部侍郎。"一代文宗在兵部任上虽仅年余，然观其处理军务之胆识，恰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所评："性明锐，不诡随。与人交，终始不少变。"

镇州兵变，韩愈奉命前往宣抚，成功说服叛军归顺朝廷，转任吏部侍郎

长庆二年春，镇州突传兵变，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，据城叛唐。时"河朔再叛，合纵连横"（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），朝廷震恐。五月庚午，穆宗诏群臣议策，满朝文武"皆相顾失色"（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），独见一青袍老者昂然出列——正是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。

帝问："卿能行乎？"愈对曰："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！"（《韩文公行状》）遂携诏书驰赴镇州。行至太原，河东节度使牛元翼苦劝："有先例焉，韦孝宽、温造皆携兵往，公奈何单骑入虎狼穴？"愈正色道："止，君之仁；死，臣之义。"（《唐语林》卷三）其声琅琅，闻者动容。

及至镇州，甲士列阵，弓弩尽张。廷凑按剑叱曰："所以纷纷者，乃此士卒也！"愈直面刀丛，笑答："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，故赐以节，岂意同贼反邪？"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九》）忽有士卒哗然："先太师（王武俊）为国击朱滔，血衣犹在，此军何负朝廷，乃以为贼乎？"愈乘势开谕："汝曹尚记先太师功，夫忠孝岂两事哉？今田弘正虽苛，然已死，汝等乃效安史遗臭乎？"（参《韩昌黎文集·镇州事宜状》）语未毕，帐中泣声四起。

当夜，愈更作《与镇州军中书》，以"顺逆祸福"喻之（《全唐文》卷五五三）。廷凑见军心已变，终叹："侍郎来，乃令吾族得不死。"遂释牛元翼之围，献表请罪。七月丙申，捷报至京，穆宗执奏章谓左右："朕前日观愈貌寝，今乃能如是！"（《唐国史补》卷中）

归朝之日，长安万人空巷。帝亲擢为吏部侍郎，赐金紫。然愈未居功，反上《论变盐法事宜状》，言："镇州之事，特侥幸耳，当思长治久安之策。"（《韩昌黎文集》）其胆识如此，苏轼后来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盛赞此役："勇夺三军之帅"，非虚言也。

韩愈患病，十二月二日，韩愈在长安靖安里家中逝世，终年五十七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“文”

暮冬的长安城，靖安里的青砖黛瓦覆着一层薄霜，韩愈的宅邸内药香与墨香交织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"（长庆）四年冬，愈病，十二月丙子（初二日）卒，年五十七。"这位以"文起八代之衰"著称的文学家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保持着士大夫的庄重，《韩昌黎文集》中其婿李汉所作序言提及"寝疾，语不乱"，可见其神思清明直至临终。

关于病逝细节，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记述尤详："公气素强，长庆四年得病，百疗不损。及病亟，命召儿女曰：‘吾生不能竟国事，死当以俭葬。毋以佛事污吾行！’"这段遗言与其《论佛骨表》中"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诸水火"的激烈反佛立场一脉相承。当时宰相李逢吉遣医问疾，《新唐书》记"使者至，执手问后事，唯曰：‘疾愈当具奏。’竟无一语及私。"

朝廷追赠礼部尚书、谥曰"文"的哀荣，《唐会要·谥法》中记载了定谥依据："经天纬地曰文，道德博闻曰文"。此谥号与韩愈"抵排异端，攘斥佛老"（《进学解》）的儒者形象高度契合。白居易《祭韩侍郎文》中"惟公之文，百氏之珍"的悼词，恰是对其"文"谥的最佳注脚。

其葬仪依《通典》"一品礼"规格，却从简而行。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载："遗命丧葬无不如礼，家无余财，文集百卷而已。"这与其《送穷文》中"君子固穷"的宣言遥相呼应。长安士林闻讯，"莫不流涕"（《旧唐书》），门生张籍更在《祭退之》诗中泣诉"呜呼吏部公，其道诚巍昂"，足见一代文宗之殁在当时引发的震动。